从榆树沟回省城的第七天。
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阳光穿过高高的玻璃窗,落在暗红色的旁听席上。
陈守拙坐在第二排靠过道的位置。
纯黑西装,没打领带,领口松着一颗扣子。他两手压在膝上,背挺得笔直。
孙红梅坐在他右边。
她穿着素色暗花旗袍,双手交叠放在膝头。从进门到现在,她没问过一句,只挨着陈守拙坐着。
前方,被告席。
韩先宽剃了平头,穿着看守所发的蓝白候审服,脑袋一直耷拉着。
“先生”站在旁边。
他身上也是候审服,只在外头套了件灰夹克。头发全白,眼袋垂在颧骨下方,嘴唇干得起皮。
当年那个背着手走过省检察院长廊,随手便能涂掉别人名字的上位者,已经没了。
现在站在这里的,只是被告席上的“先生”。
法槌落下。
“砰!”
木头撞击底座的声音,在审判庭里荡开。
“传证人温书言出庭。”
侧门打开。
温书言走了进来。
他没穿平时那件袖口脱线的旧中山装。
今天,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勒着凸起的喉结。
领口干净,袖口平整。
脚上的黑布鞋,也刷得看不见一点泥。
温书言走到证人席,站定,双手扶住身前的木栏。
公诉人核对完身份,问道:“证人温书言,你是否记得1984年12月7日,省文物局接收过一封举报信?”
温书言抬起头。
“记得。”
声音不大,却稳稳落在法庭中央。
“1984年12月7日,陈广福同志将举报信递交至省文物局文物管理科。”
陈广福同志。
这五个字一出口,陈守拙搭在膝上的左手猛地收紧。
上海牌手表隔着西裤布料贴住腕骨,表壳一点点热了起来。
公诉人继续问:“签收人是谁?”
“是我。”
温书言看向前方的国徽。
“我收到举报信以后,按规定呈交给了当时的上级,也就是被告。”
他转头,看了一眼被告席上的“先生”。
“先生”闭上眼睛,脸颊抽动了一下。右手下意识摸向袖口,像是还想把那里抚平。
可袖口早就皱成了一团。
“他怎么处理的?”公诉人问。
“他让我搁置。”
温书言收回视线。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同志有问题,举报的内容只是误会。”
记录席上传来沙沙的写字声。
“你当时是否提出过异议?”
温书言沉默了两秒。
“没有。”
他的手抓紧木栏,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绷起。
“我信了他。”
“后来,陈广福同志因公殉职,我被调离省文物局。1985年,有人盗用我的签名,在文物调拨单上签字,把我牵连进了被告与韩先宽的走私网络。”
记录席上的笔还在动。
除此之外,审判庭里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公诉人拿起一份材料。
“你如何确认,1984年12月7日前来递交举报信的人,就是陈广福?”
温书言喉结动了一下。
他深吸一口气,原本微微向前佝偻的肩膀,一点点挺直。
“我认识他。”
“他来省文物局办过四年的事。我给他倒过四年的茶。”
温书言的视线越过公诉席,越过被告席,落在旁听席第二排。
落在陈守拙身上。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举报谁。”
“我还要证明一件事。”
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陈广福同志,不是被告嘴里那个‘有问题的人’。”
陈守拙的喉结狠狠滚了一下。
温书言眼眶发红,却始终没眨眼。
“他是我在文物局工作四年里,唯一一个自己带茶叶来办事的人。”
“供销社最便宜的茉莉花碎茶。他怕给别人添麻烦,每回来,都自己抓一小包。”
温书言停了停。
“他出事以后,我被调离文物局。走的那天,我把那只茶叶罐也带走了。”
“六年了。”
“茶叶早干透了。”
“但还在。”
沙沙的写字声停了。
记录员握着笔,笔尖悬在纸上,过了两秒,才重新落下。
门边的法警依旧保持着跨立姿势,目光却在温书言脸上停了一瞬。
陈守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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