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济岛?善!大善!”丁松年拈须而赞。
秦隽扬和岳星明、丁松年还有军议司的一众参谋都在看着占据了整整半面墙的《四海平夷图》。《四海平夷图》涵括了勃海、黄海、东海和部分的日本海。它的图幅都采用“写景”画法表示海岛,形象生动,直观易读。海图虽然汉代就已应用,但多只是以近海为主,也没有标明定位、航程和航向的具体数据,不能满足大船队的远航需要。所以它只是简单的地形图。
唐代是中国古代的颠峰时代,航海发展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中外商船频繁航行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之间。从汉至唐,中国海外交通线已从南亚向西亚延伸。中国前往阿拉伯乃至非洲沿岸国家,已由过去的分段航行实现全程直航,不需再经印度洋沿岸国家换乘阿拉伯商船中转。
广州出发往西南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历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缩短至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代,繁荣于唐宋。
至于向北的航线,大唐海商所掌握的航线,远远不止日本人所掌握的那三条。从广州、泉州、扬州、登州出发都有直达日本的航线。
如今海州又开辟了一条最佳的航线。海州—济岛—对马岛—长崎。
济岛就是秦隽扬重新命名的儋罗岛。
取意于【左傳•桓十一年】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又賙救也。【易•繫辭】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又相助也。【易•謙卦】天道下濟而光明。
济岛方圆百里,也勉强够屯军养民。原本秦隽扬琢磨着是不是要改叫“中途岛”更为形象,终觉得过于直白。还是采纳了岳星明的建议,改名为济岛。
济岛距海州十一天的航程、距新罗三天航程、距日本五天的航程。
根据《四海平夷图》的标识,海州和济岛还有日本的长崎几乎处于一直线。新罗则处济岛的正北。
“踏浪军”初征济岛时花了十七天才找到,回程几乎就是走一直线,只用了十一天。距新罗和日本的航程是根据“牵星术”和早先的海图推算出来的。
济岛距海州十一天的航程就是跨越黄海。
跨海远航必须具备五个条件——气象、动力、定位、测程和航向。
气象,凭的是船工世代积累的预测天气的知识,根据根据不同的地理、气候特点,总结了一套适用于水上航行的预测天气的方法。并编成谚语,口耳相传。这丝毫无法取巧。这也是秦隽扬要借重海商的原因。
如淮商就有一则准确的预测经验:冬天的风是慢慢地形成的,航行时可以先作准备。盛夏季节的风是突然刮起来的,船只往往会遇难。避免这种海难的方法就是:准备行船的人要五更初起床,如观察到星星和月亮皎洁明亮,从天空四周到跟地面相接的地方没有云,表示适合行船。巳时,船只要停泊,以避暴风。
动力,在帆船时代,动力还是要依*对季风的了解与使用。“踏浪军”的三大支柱,淮商、福商、广商三大海商一直都是跑新罗和日本的,完全掌握西北太平洋季风规律。海州还没笼络到跑大食的海商,对南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还不甚了了。那700余名大食俘虏或许知道,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通过“劳动改造”来洗涤罪恶的灵魂。
在隋代以前,是完全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通往新罗、日本的东北亚航线,船舶去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回时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然而即使是季风季节,风向也是瞬息万变。这也是日本的遣唐使团屡屡失事的原因。但这难不倒唐人。
能够不完全依赖于季风,是因为有先进的科技—测风仪。
汉有铜制测风器“铜凤凰”和“相风铜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测风仪器。“铜凤凰”下安转动装置,受风时向着风,像要起飞,东汉时期的“相风铜乌”则随风而动。
晋代,轻巧的木质相风乌代替了铜制测风器。用木头刻一只乌鸦,尾部插小旗,将这只木乌鸦放在长竿上端或屋顶上,四面可以旋转。如果风从南边刮来,木乌鸦的头就朝南,而尾部的小旗就会向北。
隋、唐代航海繼續使用相風烏以外,还引用了最早的測風旗—“葆”!
“葆”原来是隋唐军旅中使用的,它不僅能測風向,還能根據羽毛(雞羽)被风的程度,大致判斷風速的大小,这是一種雛形風速計。
能准确判断风向,大致判斷風速。就可以巧妙利用中国独特的风帆,即可以或降或转支的平式梯形斜帆,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进行调节,使船可驶八面风,保证了不论在何种风向下,都能利用风力。对于顶头风,则发明了走之字形的调帆方法,逆风行船。
以前大唐一直没登济岛,是因为习惯了以流求和新罗作跳板,济岛远离这两
>>>点击查看《晚唐烟雨》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