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其遗落的宝剑。残军尽皆投降。
白村江之战,使倭人智力集体加二十分有余。自此退守本土九百余年。倭酋“中大兄皇子”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九州设太宰府,以防唐入侵,府外建一座用于防御的“水城”,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倭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
聪明后的倭人学习大唐的其他邻居,以藩属自居。先后十九次派遣唐使朝大唐。选拔遣唐使的官员要求很高。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称为遣唐四官。必须通经史,容止温雅。以至唐人对倭人大有好感。以为倭已成礼义之邦。则天女皇赐印封号曰:日本
秦隽扬当然没有则天女皇英明,但他知道很多则天女皇不可能知道的事。他很固执地认为大唐大多数的藩属是“楚楚其表,禽兽其里”,自己作为华夏文明的继承者,当然有义务教化万邦,帮助那些蛮夷归化是他的责任。
秦隽扬认为大多数的蛮夷还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所以早在半年前,海州就组织了两支船队去寻找“归化民”。一支是以“合作伙伴”大食人的三艘排桨船为主,辅以十几艘中小型海船。沿山东半岛,穿黄海,再走朝鲜半岛西海岸达新罗金城。
另一支是以扬州的几个“大勋商”通过吕用之,从淮南水师那买来几艘三层中型楼船为主,带着十几艘中小型海船,他们的目标是日本。
从日本到中国的航线,当时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新罗道,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穿黄海,达山东半岛登陆。沿海岸线航行,补给方便,比较安全,但花费时间最长,每次航行都需要四五十天。
第二条南岛路,这是沿海岛链航行的线路,从九州逐岛南下,横渡东海直到长江口。这条线路风险较高,随洋流而行,需要丰富的航海经验。
第三条是大洋路。这条路充分体现了日本人的“猪突精神”。从值嘉岛一带直接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大洋路的最大优点是距离近、时间短,但一路无凭籍,采取激进方式,一股作气冲过海峡,直奔大唐。要么一帆风顺,要么船毁人亡。就日本人那只能栽百余人的小船,又没有船壳接缝的捻料捻缝技术和船体的水密封舱技术。事故概率25%!
大唐的制船和航海技术,较汉代有了跨越性的突破。海船动辄载几百人,多的更达三千。
三国时,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在夷洲驻扎了一年时间,后因水土不服“拔民而还”。夷洲是台湾,澶州是日本。卫温、诸葛直因为没有找到亶洲,一同以“违诏无功”入狱被处死。卫温、诸葛直的不幸,却是日本人的大幸。以孙权的脾气是不拔光不算完,山越人就是榜样。要是敢抵抗,那陆逊、诸葛恪等“抚越名手”就会去抚倭了。
海州的楼船队是直接穿越黄海,经对马抵达九州的长崎。这条道对扬州海商是熟门熟路。福州、广州的海商也是走这条道。
可一趟跑下来,这两路的收获都不足称道,两支船队“征集”到的“化外民”加起来不到三千。原本以为可以下手的地方,都残破不堪,人口远避。原先商贸的港口也都把守甚严。几番了解才知道,现在新罗和日本的沿海都在闹“新罗盗”。
“新罗盗”的兴起也不是无原因的。
660年,唐军灭百济。
668,唐灭高句丽。
670年,安东大都督薛仁贵调入青海,一些故高句丽贵族反叛,与此同时百济亦动乱。新罗乘机寻衅吞并百济,企图统一三韩。唐朝并不希望百济绝嗣,新罗独大。在迅速扑灭高句丽故地的叛乱后,唐偏军攻入新罗,新罗多败,上书求罪。
由于陇右、河西一带形势恶化,唐朝最终承认了三韩统一的现实,将高句丽故地的民户大部迁入中原。唐玄宗时,为了平衡东北地区的形势,怀柔渤海国的同时,将大同江以南的空地赐予新罗,广其疆土,以平衡渤海。但新罗国内贵族势力强大,有危机时还能团结一致,危机一除,旋即陷入内争,根本对渤海构不成威胁。
如今的新罗国王叫金晸,已经在位十一年了。懦弱不堪,更是无法平衡诸势力。战乱不止,地方豪族乘机反叛。失败的就下海为盗了。海盗的数量也日益增多,盘踞于各处岛屿为患。“游荡”于新罗西海岸的排桨船队也遇上过一拨小股的“新罗盗”,这股“新罗盗”却是藏身于儋罗岛。
秦隽扬远本根本不知道什么“儋罗国”的。结果一翻前人的史籍,笔记。不由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组织了这支“踏浪军”来讨伐儋罗。任命路炯为临时性的行军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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