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江苏有“包产到户迷”浙江出“单干理论家”
江苏省两位农业中学的年轻教师,一位叫钮维新,一位叫蔡抚民。面对1960年发生的大饥荒,开始思索农业发展的出路问题。他们认真研读有关农业政策的书刊,以青年主席为榜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实地调查了江苏、安徽、山东的许多地区,走访了上千名农民,记录下5大厚本《农村调查记实》和《农民谈话录》。被访谈的农民中,绝大多数都列举了事实,述说人民公社干活大呼隆、大锅饭,社员没有积极性,农业没出路,最好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他们听到一首苏北民谣:“入社好,入社好,家无粮,户无草;十二条六十条,不如包到户一条。”
1961年,钮维新和蔡抚民写了《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提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发展农业的出路。除了用大量事实外,并且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给以论证。《意见书》建议:一,通过试点,迅速把“包产到户”推广到全国;二,认真总结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
钮维新和蔡抚民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将《意见书》通过接待部门呈送给主席、周恩来、邓子恢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他们又于1961年12月,将《意见书》油印数百份分别寄给中央委员和省、地、县委书记。
他们,后来又撰写了《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农村包产到户试行办法》、《关于包产到户的说明》等文章,寄给中央、省、地领导人。他们对“包产到户”的推崇达到了痴迷程度。
浙江还出了“单干理论家”,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冯志、杨木水和陈新宇。
冯志在1962年4月写出了《半社会主义论》,批评了人民公社的弊病,赞扬了“包产到户”。文章说:“什么是我们农业的出路?包产到户!”文章讥讽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的生产力,真是荒谬透顶。想将胚胎取出当作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不行的。”他凑钱亲自来到北京,把文章分别送到**中央办公厅、《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
6月,他又写出一篇文章,题名《怎么办?》,简直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文章揭露了农村的悲惨景况,发问道:“错在哪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五风”只是表面现象,发生错误的总根子就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杨木水是农业技术员,是马寅初的同乡。1961年冬,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肯定“包产到户”的好处及推广的必要性。他把此信寄给了马寅初,请马寅初转交给主席。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马寅初接信后,立即回乡面见了这位小老乡。马老鼓励说:“正确的意见不要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
陈新宇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一连写了八封推崇“包产到户”的信寄给《人民日报》,其中的第六封登在“读者来信”栏目。
后来,主席知道了这三个人的“事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
陈新宇是浙江新昌县人,出生于1924年11月,青年学生时代思想进步,1947年为新昌中学学生会主席,领导过护校学潮。为向往革命,渡江前夕就参加工作。五十年代初,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农村的民主反霸、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和建立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与农民朝夕相处,看到广大农村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当家做主人,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年轻的陈新宇打从心眼里爱上了农村。
1955年7月,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规模空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掀起。因合作化运动的需要,陈新宇要求离城返农村,成为专职办社干部。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题为“我爱农村”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满腔热爱:“我爱农村,我回到农村来了,亲爱的,熟悉的农友们,我将随你们一道前进,直到把我们的合作社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在我们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美满幸福的乐园。”
许多地方在急风暴雨式的入社声势之下,由于办社太仓促,不仅社员的思想准备不足,社内的管理也始终跟不上,所以不少农户形式上入了社,思想上却一直没有稳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日益严重,有些人甚至偷偷地退出合作社。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的新情况,1958年,原在萧山从事农村工作的陈新宇,为“支援新昌合作化”,被调到家乡新昌从事巩固合作社的工作。
在1960年冬饥荒下,新昌县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野火,大有越演越烈星火燎原之势。农民为什么如此不顾一切地实行包产到户?这引起了陈新宇的深沉思考。他下决心要认真弄清这一被称为大是大非的问题。
陈新宇来到当时的姚宫管理区天公丘大队,做新式农民。这个大队共有80多户农民,他挨家挨户详细了解社员生产
>>>点击查看《蛇仙下凡旅游记》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