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严厉批评,**代表**中央宣布撤销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代以李葆华。
实际上,曾希圣的被撤职,不仅仅是刮“五风”的问题,这个问题全国各地都有,都存在,这是一个大气候,关键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问题触犯了主席,被看成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与中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扫尾。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
当形势稍有好转,主席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责任田”,但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同时,全省各级干部中有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站出来,搞调查、写文章,呼吁延缓“改正”,继续实行;还有一些干部直接给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其中影响最大的“保荐书”是钱让能写的。为了这封“保荐书”,他在文革时被“揪”住,在安徽全省游斗,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始终无悔,坚持认为自己的“保荐”是正确的。这份《保荐书》已被收录在多种农村改革的论文集或资料汇编。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钱让能“上书”的艰难过程吧。
(1)面对饥荒想为万千农民请命我之所以决心“上书”,因为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是为万千农民请命。我原在**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她是个善良慈祥的农村妇女。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全大队十多个食堂我都去尝试过,每人每餐只合二两多点秕谷,没有蔬菜,只好在河里捞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有的社员偷偷对我说:“这点吃的,没法填饱肚子。如果允许我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但是生产队设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钵,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更严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标准的伙食,以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晚稻、荞麦收成无望,各队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员吃粮没有着落……”
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起初,我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时,几乎队队都是一个样,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极少。后来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两位下放的医生如实告诉我:“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那点食物也都让给自己的娃娃们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我无法忘记五星生产队董家上屋的景况,这里“五风”带来的流离、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有些老人告诉我:去冬今春这个大屋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死的最多的一天,这个屋死了8个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和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当时,我以为徐桥公社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农村问题到处都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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