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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三卷73、江苏有“包产到户迷” 浙江出“(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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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思想情况。在调查中陈新宇发现,奇怪的是原本作为说服工作突破的弱劳力户也都认为“包产到户”对自己有利,说能增加收入,且肯定收入可靠,检查他们的生产情况也都不差,对承包后较重的农活,他们采取了亲友帮工的办法互助,而对承包使轻工辅助工有了保障,甚为满意。通过调查,使多年从事合作社工作的陈新宇大吃一惊,他开始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农业合作化工作。

    在一次生产队的评分会议上,陈新宇试图说服社员放弃包产到户,结果形成了公开争辩,他宣传的集体生产优越性在社员眼中却是另一番估价。生产收入本是社员切身的事,体会最深的应是他们自己。会后,陈新宇根据记录,总结了社员对包产到户的看法是“与单干有六大不同”,“包产有十大好处”。陈新宇被社员摆出的事实说服了,认识也开始了进一步转变,在这基础上,经过酝酿,他写成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又经过对全村的逐户走访,排查资料,陈新宇思想认识又深化了,弄清了社员生活改善的因素与变动规律,又撰写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一文。在完成对林木、烟叶、畜牧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后,陈新宇已对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形成了“不能割断过去,要在继承上求发展”的观点,不再对个体生产抱敌视态度了,而认为集中与分散应“因事制宜,各取所长”。

    当陈新宇发现包产到户并非洪水猛兽,而且还能解决办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与困难时,便感到有阐述自己看法的必要。他看到周围许多干部口头反对,暗地里却赞同包产到户的情况,想到过去由于自己也曾经参加过刮“五风”活动,不相信群众,凭主观设想给农村造成困难,深感愧悔。于是想到自己年轻无家室之累,作为一名干部应该为民代言执言。当时许多人知道陈新宇有这一想法而劝他不要飞蛾扑火,当然他也有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陈新宇仍抹不了这一闪念,说明真相,向上反映,已成为陈新宇求得内心平衡的需要。为了追求真理,求得良心平静,陈新宇思想斗争了两天两夜,还是决定把文章寄出。从此他下定决心,“一人做事一人当”,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为的是不株连别人。“文革”中造反派斥责陈新宇是“彻头彻尾单干”,就是说他不但是“单干理论家”,提倡农民单干,而且自家愿光棍一条。

    陈新宇一旦下定决心,就“打破脑袋不回头”,一不做二不休,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封信,顽强地反映包产到户问题。

    1962年6月间,《人民日报》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刊用了陈新宇的第六次来信《重谈包产到户》,并加了编者按:浙江省新昌县读者陈新宇,从去年六月至今,先后六次来信来稿,要求报纸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他第一次来信说,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他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坚决主张包产到户。他的论点有四:(1)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问题,不是改变所有制,因而不是方向问题。(2)包产到户是个人负责制与产量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3)包产到户由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而来,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4)正确态度是要认真调查研究,弄清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成为群众的自发行动,用党的群众路线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要惊慌失措,回避现实或强行纠正……来信还说:“一年来我成了包产到户的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主要原因:(1)批判越多,越使我明白批判的理由不充分,农民的作法完全正确;(2)12年来自己参加过破坏生产力的行动,为五风助风,内心自疚,一种强烈的赎罪念头,迫使自己坚持自以为能迅速发展生产的想法,补救上这一段的损失,因而对种种压力只能看作对自己意志的考验;(3)自己确认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终将出现的必然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主张……”

    1961年7月中旬,陈新宇曾连续三次收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共25元5角。除了买些稿纸,其余买了几十斤桃子,与同事们共享。《人民日报》复信中,透露出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中央尚在研究中的迹象,请他继续反映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陈新宇发出提倡包产到户的文章后,1961年8月,省委农村工作部还通知陈新宇到杭州参加经营管理座谈会。会上充分肯定他的文章,具有“敢钻研,敢反映,敢逐潮流”的精神。

    但好景不长。过了四个月,新昌召开批判大会,责令陈新宇在会上宣读自己的“毒草”,供大家批判。

    1962年初,新昌县正准备处理陈新宇。时任县委书记的王淮亭从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归来,亲自召开座谈会,邀请陈新宇参加。王淮亭传达了主席关于发扬民主的讲话,强调把思想认识问题与组织原则问题区别对待,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省委也打来长途电话,县里不要随便处分干部。年轻人思想问题不要过分为难,让他们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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