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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三卷71、曾希圣试验“责任田”(第1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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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饥荒蔓延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

    安徽“责任田”的缘起是这样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看到安徽灾情严重和农民挨饿的情况,心情非常沉重,一种内疚和负罪的情绪时时涌上他的心头。当年,为了让农民进入“**天堂”,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推动全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反瞒产运动,结果,农民没有进入天堂,反倒跌入了地狱!

    他认真地反思过去,开始明白自己好心办了蠢事、坏事,对不起安徽人民。他现在又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想办法,积极拯救挨饿的安徽人,他要将功补过!

    1960年上半年,**安徽省委为扭转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和经营管理严重混乱的局面,先后采取了按队核算、退赔平调财物、恢复家庭副业和包工包产到组责任制等措施。但由于这些措施未能解决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问题,社员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仍调动不起来。

    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曾希圣在思索这个问题时,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1960年,安徽省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农,为了照顾生肺病的儿子,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得到公社的允许,带儿子去山区养病与生产自求。这个老农凭着一把锄头和一支四齿钩,开荒地16亩,年底不仅收了口粮、种子与饲料粮1500斤,还上交公社1800斤粮食和饲养猪鸡得的60元钱。这与当年安徽全省农业歉收、饥荒遍布城乡的严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干部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认为这种田包到户的方式生产效率高。宿县一些农民提出把田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的要求。

    1961年春,安徽全椒县农民也提出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要求。

    曾希圣恍然大悟:要想调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是钦定的“资本主义黑货”,凡是和它沾边的干部都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最早搞“包产到户”试验的浙江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河南两位地级干部耿起昌、王智慧因为搞“包产到户”试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人们谈起“包产到户”,犹如谈虎变色。曾希圣深知搞“包产到户”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包产到户”最受农民欢迎,已经被实践证实了能够增产粮食,拯救饥民。

    “干!大不了丢掉乌纱帽。”这位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将军下定了决心,“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

    曾希圣和几个幕僚商议,决定把“包产到户”包装一下,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简称“责任田”。并强调说明: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单干”,它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管理方法。他们找出的理由是:1、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因此说,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2、实践证明,这个办法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大幅度地增产粮食,社员收入都能大幅度增加,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也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3、它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4、它是群众的首创,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试验“责任田”的想法,大多数常委都表示赞同。有的常委心有余悸,怕犯错误,提出应该先请示主席和中央。曾希圣慨然说:“咱们一边干,一边请示,别误了农时。如果出了问题,由我曾希圣一个人负责!”

    1961年2月下旬,曾希圣亲率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进行了试点,结果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拥护。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南新庄小队的干部和群众总结出一套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简称“责任田”,实则就是包产到户。

    同年3月6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在全省试行“责任田”。

    3月15、16日,曾希圣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汇报了试行“责任田”的问题。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那个年代,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集体化;私有制、个体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安徽的做法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阻挠。为此,曾希圣于3月20日写信给**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竭尽全力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做法辩护。他在信中写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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