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迅速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责任田”推行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首先是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东方刚刚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耕种;连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都有人扛回来修好;农民们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毁坏了的小型水利设施,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他们回来,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来第一次见到。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在韦屋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少的也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的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
(2)为了保荐责任田给主席写信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当时我正率党校一个班进行轮训,来自实践的学员们对“责任田”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学员认为,中央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三月底,在贯彻新改组的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到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尔后我又查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进行反复论证,我感到:社会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哪种形式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层干部心中也有数,经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较明确的答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
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广大农民免受折腾,我毅然决然上书中央,如实反映民意实情,直陈己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能拍板的只有主席主席。所以我想,要上书就直接给主席主席上!
我“上书”中央主席是我的权利,如我“以言获罪”,那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钱老在讲到如何确定“上书”的标题时说,当时我想到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最后我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钱老说,我自认为所掌握的材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提出的见解也是我多年在农村实践中体验出来的,**完全有采纳的可能。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钱老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第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解放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错成败,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建国后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但是57年尤其是58年以后的严重失误,农村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问题出在哪里,执政党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他一定会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
第二,**对人民一贯情深意笃。他热爱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尤其是对中国的广大农民,他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倾注了大量心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使得农村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也无不是脱离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党性的**员,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尽管人生道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处世哲学不同,但是热爱脚下的田园国土,忠诚于已经遭遇不幸的农民,则是起码的道德。封建社会士大夫尚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我作为一名**员和国家干部,一定要如实禀报。当时我想,只要他老人家了解到真实情况,肯定会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责任田”也许有保住的希望。
第三,“民以食为天”。当时全国粮食空前紧张,城乡人民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既然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施行一年多之后,农村人民群众的口粮问题已基本缓解,有的食足有余。那么这种办法可以使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得以解决。至于“责任田”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可留
>>>点击查看《蛇仙下凡旅游记》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