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委亲手揪出来的“反党集团”,是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邓自力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崔是书记崔章、陈是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就是遵照**纠“左”的指示,雷厉风行地在泸州地区“纠左”。1958年底,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1959年5月,该地区大部分县的农村公共食堂75%以上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四川省委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是邓自力等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50%左右,7月底就剩下40%左右。
除解散公共食堂外,泸州地区还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邓自力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有。
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以李政委当时虽然恼怒也只有暂时隐忍。如今气候一变开始反右倾,李政委立即把邓自力和他的支持者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地委书记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同时要求恢复全部公共食堂。在困难时期,泸州地区损失惨重,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
四川温江专区反右倾,在地区党委中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成员是:地委第二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
这三个地级干部是怎样“反党”的呢?1959年11月8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第二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报告开列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报告说:“以上材料证明,曾笳同志是一个没有从根本上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马马虎虎混过了关,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毕露的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立华也要和她地主阶级出身的丈夫划清界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降为副专员。人们熟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O年以来,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性格倔强的人。早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抱有不同见解。身为农工部长的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个农业思想都和现行政策格格不入,却眼睁睁地看着事情飞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曾经预见到的问题和灾难几乎都成为现实,丝毫不能给他以先见之明的得意,只能增加身在其位,无力回天的痛苦。他对宋文彬的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主观武断颇有意见,于是上面就觉得他桀傲不驯;他对“积极分子”嗤之以鼻,于是下面又反映他摆臭架子。
那年头清醒的人并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话,说不定还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执着,申培林恰恰属于这类。他“态度顽固,猖狂已极”,在愤怒的声讨和疾言厉色的逼问下,可以长达半天铁青着脸死不开口。由于态度恶劣,他成为批斗重点,从五九年十月到六O年三月,整整斗了他半年!
看着批斗他的人一张张青黄浮肿的脸,更坚定了他“顽抗”下去的决心。看到他的脸一天天“胖”起来,腿抖得越来越厉害,宋文彬问:“你是不是病了?”意思是劝他到医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
>>>点击查看《蛇仙下凡旅游记》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