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 6、所谓“反党集团”都是爱民清官(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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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他居然这样想：“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再这样搞下去会饿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职，和地专机关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起，去罗世发的新民公社“劳动锻炼”。临走，他给人们扔下一句话：“让历史去作结论。”

    宋文彬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了三个“右倾论点”：一是说“潮流真可怕”，二是说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三是说反右倾须防左。一开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三点归纳罪状。景廷瑞申辩：“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讲的，并非他的发明；“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话；反右必须防左是党的“七大”文件上写的，**总结的。批斗者无言以对，不得不另列罪状。

    上报省委的文件称：宣传部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贯性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都以右倾机会议观点和党对立”。其罪行为：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虎“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专区地专级干部中唯一“政治测验”不及格的。读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他迫不及待地赞扬完全正确，并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违反省委批示”，擅自向下传达《党内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实他还没有像田家英那样传达到社员，只是动作过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传达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

    景廷瑞实际上一九五四年之后就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一年他因为统购统销一些地方收过“过头粮”导致肿病和死人大发议论，被狠狠记了一笔。那一年地委成立常委，按规矩组织、宣传部长都应该进常委的，偏偏他这个宣传部长不是常委，搞得宣传部的干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没个当官的派头，最爱跟农民一起干活，夏天老是一件脏兮兮的背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带着宣传部的大部分干部到大邑安仁乡蹲点，兼乡党总支第一书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气力大，一百多斤的担子挑起跑，连农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干部们和他一样干，可把大伙搞苦了，累得晚上脚都不想洗，用报纸擦擦脚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发牢骚：“只要一根扁担，一双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伙时，他把自己的粮票送给濒临死亡的农民。

    有一次他爱人田征来找他，从县上找到公社不见人影，最后在一个草堆边看见他，正埋头啃一块黑糊糊的饼子。

    反右倾以后停职，他为“四十多岁就不能为党工作”而伤心流泪。后来降职降级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长。靠边站的日子过不下去，干脆到下面和民工们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车路过工地，同车的一个干部发现了他，说：“那不是景部长吗？”宋文彬停车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人来。

    景廷瑞是一九六二年党内民主最活跃的时期发表“过激言论”的干部，四清运动中遭到李政委的反攻倒算。景廷瑞对妻子田征说：“李政委这条老狗，人民迟早要跟他算账！”

    文革中斗当权派，身为地委宣传部长的景廷瑞自觉接受批斗。见有的领导干部想不通或东躲西藏，他就骂：“有什么想不通？想想这些年来做了多少对不住人民的事？饿死那么多人，群众斗你一下有什么！”

    由于“态度端正、历史清白”，他很快被解放并参加地革委工作。文革后重任地委宣传部长。一九八三年温江专区并入成都市后退居二线，任市委宣传部顾问，一九八五年离休。

    “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让他痛苦万分。他开始写小说，“要让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流芳千古”。一部以他亲身经历为素材的《血沃汾滨》长达一百一十万字，前后大改了四次。出版社嫌太长，缺乏“市场价值”。他又写第二部《粮食》，讲温江专区文革前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的历史变迁，四十万字。

    他活得很沉重，活得很累。一九九一年，人们听说那位离休后很少见到的“景老头”去世了。有人叹息，这样的**员恐怕永远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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