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李政委设“整人圈套”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政委所属一派,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攻彭,李政委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政委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庐山会议一结束,李政委就紧跟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
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运动。
会议一开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设置了一个捉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圈套:开会第一天,他首先不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文件,而是在到会的一千三百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庐山会议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给主席的信三个文件印发下去,让大家读。(李仲云是在庐山会议被主席点名批判的一个搞计划的局级干部)上午读三个文件,下午讨论,人人必须发言对读过的文件表态。
事前,李政委对自己的亲信干部都打了招呼,于是“左派”们都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
干部们表完态,才放主席批判彭德怀的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员才大吃一惊,知道了庐山发生的事情。李政委的亲信“左”派们趾高气扬;一些没有明确表态的干部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一些明确表态同意彭德怀观点的干部连呼“上当”,但是悔之晚矣。
李政委收紧圈套,轻而易举地抓出来五十多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又筛选出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会开到一半,有关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发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政委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他是坏透顶了。“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
夏戎怎么个“坏法”?他带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真正“坏透顶”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党代会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政委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农村去锻炼。”
李政委从庐山凯旋归来,这次会议又“套住”了一群不听话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作总结讲话,讲话的口气摹仿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的“领袖”风格。
他说:“会议的前一阶段等于练兵,后面这一段是打仗。这次打仗是打得很激烈的,放了些机关抢、迫击炮、但没有放原子弹……这个会议有成绩,一个是在一千六百人中间,揭发出五十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
会议期间,泸州专区解散的公共食堂,已经勒令全部恢复。火速炮制的最新材料,声称群众一直反对解散食堂,对恢复食堂欢欣鼓舞。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很合李政委的口味。于是他说:“泸州地区近来情况也好起来了,食堂也恢复了。有许多积极分子是不赞成解散食堂的,他们不是这样问吗:‘这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我们自己散伙?如果是上级的命令,那没有话说;如果是自己散伙的话,我们不干。’可见他们是不赞成的。而且为着反对解散公共食堂,他们采取‘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报解散食堂,实际上没有解散,这叫革命的两面派,这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虚报浮夸,但是这个虚报浮夸应该提倡。”
说起“虚报浮夸”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东拉西扯数落了右倾分子的种种罪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开始阐述高指标的伟大作用,以及对实事求是的不屑。他说:“有人认为指标越低越好,叫做老实!越高越坏,叫虚夸。有些人似乎觉得自己订计划不高不低,最科学了,最马列主义了,但开会讲起来就没多大劲头。其实,这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右倾机会主义!以后我们不能那样干,同志们敢想敢干想多搞点,是个好事情,他的措施也会积极起来。”
他幸福地回忆起如何在**的教育鼓舞下,树立起这种雄心大志的:“**经常鼓舞我们要游泳,要到长江里去游。修三峡水库我重庆淹了,我说:‘哎哟!我不赞成把水位提得那样高!’**说:‘你不赞成?重庆江里将来变成一个海,海里将来可以大游泳,你不赞成吗?’这个话一讲就把我讲通了。有了大海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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