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事儿,刘红利被他的父亲当天开着小车接回县里去了。美名曰是回去医脚,他一点事也没有,不久后就又在县里拉起杆子了。成了县里有名的流氓,这是后话。当地的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逮捕了雄波,就这样,雄波在局子里呆过了他人生中最青春的五年。雄波把全部事都扛了下来,坚持说我没有动手,红利到县里去了,开庭的时候,法院连传唤书都没有给他下达。雷蕾一直力证这事儿跟我没一点关系,全是因她而起,我家赔了3000多块钱的医药费,而没有被判刑。雄波家里赔了5000多块钱这事儿才平静下来。被拍的那个娃也是农村的,平日里跟红利他们瞎混,现在真出事了,屋里也没几个站得上台面的人出来说话。加之我们主动给了钱,那家人也没有再来闹了。差不多一万个子儿,那阵儿够他家买上三四个娃儿了。
当晚我被父亲一顿好揍,拇指粗的火麻秆(一种植物,茎秆和叶子上都长有毛刺,那刺儿带毒。)一棍子下去,身上立马起一路血红色的疙瘩。我一声都没有哭,3000多块钱在90年够我家买两三年大米的了,所以父亲下手比较狠,但我知道,父亲并不单单是因为赔钱的事儿。他是狠我这么早就耍朋友,他反对这事儿,竭力的反对。红颜祸水,这是会耽误我学业的,关系着我后半生的前途。
“老子今天打死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耍朋友?!”父亲鞭挞着,吼道。
“我没有耍朋友,我没有耍朋友!”我扯着嗓门吼。
“你还狡辩,老子看你狡辩,今天老子不打死你!”父亲重重地扬着手中的火麻秆。
“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咬着牙,死死地撑着。
“孩子,你就承认了吧。要不,你老汉真把你给打死了!”母亲老泪纵横,在一旁劝着我。
“我没有,我就是没有,我拿什么承认!”我吼道,我的怒吼换来父亲的是更重的火麻秆。
父亲打累了,坐在地上休息,冲着母亲喊:“都是你生的好儿子,都是你生的好儿子!啊~”
说完站起身来,火麻秆朝母亲身上抽去,我死死抱住父亲的大腿,父亲转过身子,重重地打着,火麻秆一根一根的折断,新的一根又握在他的手里。。。。。。直到他打到半夜,我愣是没掉下一滴眼泪。。。。。。
一个星期后,我从床上爬起来,重新走进校门。学校里的同学见了面都躲着我,背地里喊我“杀人魔王”、“害人精”。雷蕾跟我还是同桌,包租婆本来要调位置的,雷蕾死活不肯。反正其他人也不愿意跟我同桌,最后老师还是屈服了。雷蕾跟一起大不一样了,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三八线”什么的。她对我很好,特别的好,不知道是出于内疚还是其他。包租婆还是那么灿烂地笑着,一遍又一遍的在那个三尺讲台重复着她的圣经——“无风不起浪”!
发生这事以后,我愈来愈不想读书了,但我怕父亲的火麻秆,不是怕打我,而是他会打母亲。后来还是经常打,那是我上高中以后的事儿了。我甚至想杀了他,杀了像“包租婆”这样的人。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做,我四处打听着雄波被关押在那里,但是几年下来,我还是没有打听到。
雄波的父母因为雄波坐牢的事儿,跟我们家彻底闹翻了,有事没事地就冲我们家骂,时不时咒我们全家死绝,遭雷打什么的。家里和学校我都没法呆了,被迫转学到习水中学,习水离我们那里仅仅是一山之隔,也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后来因为“习酒”而名满天下。当时之所以被化为地级市,原因大概是所谓的“地大物博”!
不过这次转学是在两个月后了,因为要办理好多诸如转学证之类的东西。父母都想把我送去高级点的地方,好日后多少有点出息。这才下血本把我送到市里,父母都去到处送礼拉关系去了。那段时间我在家修养,修养的日子我也没闲着。天不见亮便把自家的五头黄牛和雄波家的三头黄牛、七只山羊赶到后山上去放养,雄波家开始死活不让我赶,说是我这个害人精迟早连他家的黄牛骨头都让我给啃了,后来我一遍一遍去赶,结果自然是招来我父亲的一顿毒打,一顿臭骂,说我不要脸,没骨气。
农村人心底终归是软的,坚持半月下来,雄波家的牛羊还是被我赶上了山。我很欣慰,至少我还是终究为雄波做点什么了,放牛的日子很闲,反正后山足够大,文革过后,这山就没再种过庄稼。农民终究还是明白了,与其开垦这些荒山野岭,还不如就近多撒几把肥料。
从那次拍了刘红利之后,我对打架异常的感兴趣,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事没事就在山上瞎琢磨,怎样才能把对方一下击倒。到处找寻些关于格斗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整日整日在那个大山坡里研究着我所谓的“武术”。这样琢磨下来的结果是在习水上初二的一次打架中得出的结论——原来打架也是靠熟能生巧,我就属于这类的典型例子。这断时间的强训和后来一直的坚持,加上无数次的斗殴,我终于明白,熟能生巧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习水中学比我们那的设备要高级了许多,终归是市里的中学。至少老师的素质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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