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启德机场飞来的航班,于上午十点落地省城。
起飞前,霍先生打过一通电话,话音在嘈杂的背景音里格外清晰:“屏风撤拍的手续压下了,那位老藏家那边我来顶着,你安心回省里听宣判。”
陈守拙走出机场,直接坐上一辆桑塔纳,直奔省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庭里,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人。
他从后门进去,在最后一排靠过道的位置坐下。
孙红梅就在他旁边。见他额头见汗,她递来一张纸巾。
陈守拙接过,擦了擦汗,抬头看向最前方的被告席。
“先生”站在那里。
他穿着看守所发的蓝白候审服,背脊佝偻,满头白发乱蓬蓬地贴在头皮上。
几个月前,他还是那个随口便能抹去别人姓名的上位者。
现在,那里只剩下一个干瘪的老人。
法槌落下。
“砰!”
木头撞上底座,沉闷的声音在法庭里荡开。
审判长翻开判决书,声音平稳,没有一丝多余的起伏。
“被告人涉嫌走私文物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
罪名一项项念出来。
记录员低着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红旗街废品站漏出去的那些货,河山镇韩先宽经手的那些账,全部化作冰冷而严密的法律条文,被一条条钉进了判决书。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法庭里静了一瞬。
审判长询问是否上诉。
“先生”低着头,看着眼前的木栏杆,缓慢地摇了摇头。
“不上诉。”
声音沙哑低微。
法警走上前,一左一右站到他身边。
“走吧。”
“先生”转过身,拖着步子朝侧门走去。
走到一半,他忽然停下脚步。
法警推了他一把,他没动,只隔着重重人群,转头望向旁听席的最后一排。
陈守拙坐在那里,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背脊挺得笔直。
两人的目光撞在一起。
“先生”的眼神浑浊。
里面没有愤怒,没有不甘,也没有了当年高高在上的威严。
他看着这个从红旗街废品站走出来的年轻人。
看着陈广福的儿子。
最终,“先生”收回了目光,喉结干涩地动了动,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他输了。
输得干干净净。
法警按住他的肩膀:“走。”
铁门合拢,落锁。
咔嗒。
休庭。
旁听席上的人群陆续起立散去,低声的议论在法庭里嗡嗡回响。
陈守拙没有动。
几分钟后,一名书记员从前方走过来,将一份复印件递到他手里。
“高检交代的,庭审记录副本,给你留一份。”
书记员说完,转身离开。
陈守拙低头看着手里的几页纸。
纸张泛着复印机刚吐出来的温热。
他翻到第三页。
目光定格在中间那一段。
那是温书言出庭作证时的记录:
“陈广福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向被告递交举报信时,被告已经知晓举报内容涉及走私文物。被告选择搁置处理,而非依法上报。此行为直接导致走私链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继续运转。如果被告依法上报,陈广福同志不会在之后试图自行拦车取证,因而不会殉职。”
陈守拙的手指压在纸面上。
他的目光停在那五个字上,久久没有挪开。
陈广福同志。
油墨印在白纸上,黑白分明。
这不是他陈守拙自己喊出来的。
也不是老白在脑海里念叨的。
这是一个被偷了名字的人,在六年之后,站在国徽下,替一个被偷了命的人,一笔一画写进国家卷宗里的定性。
陈守拙粗糙的指腹擦过那行字。
纸面发出一声轻微的沙响。
四年。
从一九八七年腊月那个下雪的晚上开始。
他穿着破棉裤,缩在红旗街废品站的库房里冻得发抖。
赵德柱扣过他半个月工资。
何副所长在黑夜里拔过枪。
韩先宽把账本藏进了踢脚线。
纪修白在审讯室里调转了枪口。
他一路往下挖。
从红旗街挖到河山镇,又从河山镇一路挖进省城的高墙。
五层黑幕,终于被他一层层扒开。
直到今天,“先生”低头伏法。
陈守拙将那份庭审记录仔细折好,贴身收进衬衫左胸的口袋里。
纸张硬挺的棱角隔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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