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的白炽灯有些暗,灯泡里发出细细的电流声。
香港的夜色压得很低,窗外偶尔有车灯扫过,在斑驳的墙上晃一下,又很快暗下去。
陈守拙把紫檀西洋座钟放在掉漆的木桌上。
钟很沉,桌腿跟着晃了一下,连桌角那只搪瓷缸都轻轻碰了一声。
他转身去水房,用冷水洗了把脸。
水冰得刺骨。
陈守拙抹了一把,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滴,落在白衬衫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回来后,他反锁上门。
门栓推到底,又用力拉了一下,确认锁死了,才走到床边,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边缘已经被汗水浸软,封口也有些发毛。
他把里面的文件抽出来,一张张摊在发黄的床单上。
九批货的进出记录。
韩先宽签过字的调拨单副本。
何副所长盖过章的物资出门证。
这些东西,够红旗街废品站翻一轮旧账了。
陈守拙没先看金额,也没先看品名。
这些账,他早晚会一笔笔跟废品站算清楚。
他的视线从前几张纸上掠过去,最后停在那张泛黄的回执上。
举报信回执。
纸上的字已经有些褪色,但还认得清。
“1984年12月7日,红旗街。陈广福同志——你的举报材料已收到。我局正在核查,请耐心等待。——省文化局。”
右下角,盖着省文化局文物管理科的红戳。
红戳下方,是父亲用铅笔写下的两个字。
先生。
在香港那间办公室里,纪修白就在旁边。
陈守拙当时只看见这两个字,没来得及细看,就把文件收了起来。
现在,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陈守拙把回执拿近了些,目光沿着红戳慢慢往下移。
左下角还有一栏很小的印刷字。
签收人。
下面是一行钢笔字。
墨迹已经淡了些,但笔画还在。
陈守拙的手指停在半空。
不是“先生”。
是三个字。
温书言。
他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几秒,拇指在纸面上轻轻蹭了一下。
墨迹没掉。
不是后来添上去的。
“老白。”
左腕上的上海牌旧手表里,齿轮转了半圈。
“在。”
“温书言。”
陈守拙念出这个名字,声音不高。
“你听过没有?”
表壳里安静了几秒。
窗外风声从破旧窗框里钻进来,呜地响了一下,又很快散了。
“温书言……”老白的声音里带着一点回忆的干涩,“这个名字,我在广福嘴里听过。”
陈守拙抬起眼。
“什么时候?”
“八四年冬天。”老白说,“广福为了那封举报信,跑了三趟省城。每次回来,棉鞋都湿透了,裤脚上全是泥。”
“他说过什么?”
“他说,文物管理科有个小温,人不错。”
老白顿了顿,像是在回那间办公室里的画面。
“每次去,小温都给他倒杯热水。还让他坐下,慢慢说。”
陈守拙看着纸上的签名。
钢笔字写得很规矩,横平竖直,一笔一划都收得住。连笔不多,墨迹均匀,能看出写字的人做事谨慎,不爱出错。
他指了指红戳。
“红戳上的科长,不是温书言。”
“嗯。”
“那他至少接触过这封举报材料。”
“回执上有他的签字。”老白说,“这一点跑不了。”
陈守拙没立刻接话。
他把回执放到最上面,手指压住纸角,脑子里的线索开始一条条对齐。
1984年12月7日。
父亲陈广福拿着举报材料,走进省文化局文物管理科。
接待他的人,是温书言。
温书言收了材料,签了字,盖了章,把回执交给父亲。
按正常流程,这份材料很可能从他手里,递到了更上面的人那里。
递到了“先生”的桌上。
而“先生”看了一眼,就把材料锁进抽屉。
顺手给纪修白打了个电话。
三年后的大雪天,纪修白坐在货车副驾驶里,摇下车窗,看着站在废品站门口的陈广福,问了一句: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陈守拙的手指慢慢收紧。
纸张被压出一道浅浅的折痕。
“先生至少是温书言的上级。”他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声音慢慢冷下来,“或者,是能直接碰到这封举报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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