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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正年轻:红色德国1918 第463章 西班牙的风向(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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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三时。

    马德里,太阳门广场。

    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广场上,照在那座著名的“零公里”标志牌上。几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孩子正在喷泉边玩耍,一个卖报的男孩扯着嗓子喊:

    “《太阳报》!《太阳报》!德国高速公路计划最新进展!法国工人代表团访问柏林!英国失业人数再创新高!”

    一个穿着旧西装的中年男人买了一份报纸,靠在广场边的灯柱上翻阅。他的目光在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上停留了很久:

    “西班牙共产党呼吁:学习德国经验,走西班牙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看完,把报纸折好,塞进口袋,快步消失在人群中。

    与此同时,马德里王宫。

    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渐渐西沉的太阳。

    他四十四岁,曾经意气风发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统治西班牙二十八年,他经历了太多:摩洛哥战争的失败,里维拉独裁的兴衰,经济危机的冲击,共和派势力的高涨。

    身后,他的首相——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正在汇报最新的局势。

    “陛下,加泰罗尼亚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

    巴塞罗那的工厂里,工人委员会已经事实上接管了生产。

    共和派在各大城市的活动日益频繁,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更糟糕的是——”

    他顿了顿。

    “——共产党正在迅速壮大。他们从德国和法国的经验中汲取力量,提出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农民和工人都在听他们的。”

    阿方索十三世没有回头。

    “德国人……他们真的修了一万五千公里高速公路?”

    贝伦格尔愣了一下。

    “陛下,那是规划。还没修成。”

    国王转过身。

    “但他们修成了自己的高速公路,不是吗?

    现在他们要帮整个欧洲修。而我们在做什么?修路?我们在拆路。拆自己的路。”

    他走回王座前,坐下。

    “将军,你说,我们还能撑多久?”

    贝伦格尔沉默了。

    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九三零年的西班牙,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

    表面上,它还是君主制。国王还在王宫里坐着,将军还在内阁里开会,教堂的钟声还在每天敲响。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

    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巴斯克地区要求独立。安达卢西亚的农民在饥饿中挣扎。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在地下挖煤,上来后发现自己挖的煤卖的钱还不够买面包。

    军队里,一部分军官效忠国王,一部分军官同情共和派,还有一部分军官——尤其是年轻的下级军官——私下里传阅着从法国和德国来的宣传材料。

    教会里,主教们在讲坛上痛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而年轻的神父们在贫民窟里看见的,是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和卖笑的母亲。

    知识分子们分成了两派。一派在咖啡馆里争论“西班牙的独特道路”,另一派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而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明天能不能吃饱饭?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悄悄壮大。

    一九二零年,西班牙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百个党员。他们在地下活动,印刷秘密报纸,组织小规模罢工。警察随时可以抓人,监狱里关满了“赤色分子”。

    但到了一九三零年,情况变了。

    法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德国模式的示范效应,给了他们清晰的路线。波罗的海三国解放的消息,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梦想,是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一九三零年,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农民交不起地租,工人买不起面包,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人们开始问:为什么会这样?谁能改变这一切?

    共产党给出了答案。

    他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委员会,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

    他们不再是那个只会喊口号的地下小党,而是变成了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力量。

    他们的口号很简单,却很有效:

    “学习德国,但不照搬德国。走西班牙自己的路。”

    一九三零年十月,巴塞罗那。

    这是一座沸腾的城市。兰布拉大街上,人群川流不息。码头工人正在罢工,工厂里机器轰鸣,大学里学生们在讨论革命。

    在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里,几个人正在秘密开会。

    坐在首位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容削瘦,眼神锐利。

    他叫何塞·迪亚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旁边坐着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后来被人民称为“热情之花”——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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