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未经政治局正式决议,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向西部特别军区、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下达了“提高战备等级至一级”的命令。当天中午,三个集团军约二十八万人开始向边境集结。
而斯大林通过书记处系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保持冷静,相信中央”的内部通知,实质上在削弱托洛茨基命令的权威性。
不久,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驻扎在斯摩棱斯克的第3骑兵军军长谢苗·布琼尼——这位传奇骑兵指挥官、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擅自下令部队向边境前进五十公里,并发电报给莫斯科:
“红军战士已准备好为沃伊柯夫同志复仇!”
虽然布琼尼在数小时后被总参谋部严令撤回,但这一事件暴露了军队可能失控的风险。
同日,国际舆论开始发酵。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
“莫斯科的战争叫嚣令人想起1914年的沙俄。”
法国《费加罗报》警告:
“波兰的危机可能点燃整个欧洲。”
德国《红旗日报》则强烈谴责刺杀事件,但谨慎地未提及军事反应。
第二天上午,政治局会议在火药味中召开。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对峙已公开化:
“边境上已经集结了三十个师!”托洛茨基指着地图,“现在撤退,军心士气将遭受不可挽回的打击!”
“正是因为你擅自提高战备,才造成今天的局面!”斯大林反击,“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你这是军事冒险主义!”
季诺维也夫试图掌控局面:“同志们,当务之急是统一思想!我们应该等待列宁同志的指示——”
“列宁同志在柏林!”托洛茨基打断他,“等他指示到达,战机可能已失!有时候前线指挥官必须根据形势做出决断!”
争吵中,秘书送来了柏林的加密电报。
“致政治局全体同志:沃伊柯夫同志遇刺是严重挑衅。必须做出坚定回应,但需保持战略清晰。我的建议是:
一、军事上保持高压威慑;二、外交上争取国际同情;三、立即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行动前必须达成党内一致。列宁。”
这份电报巧妙地在双方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但最关键的指示在最后一句——“与德国同志协调立场”。
收到电报后十分钟,斯大林拨通了通往柏林的专线电话。
柏林,人民宫。
韦格纳刚刚结束与总参谋部的会议,正在审阅波兰边境局势的评估报告。红色电话响起——这是直通莫斯科领导层和列宁病房的专线。
“韦格纳同志,我是斯大林。列宁同志建议我们立即协调立场。”
接下来二十分钟,两位领导人快速交换了情报和分析。斯大林通报了苏军边境集结的实情,韦格纳则分享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最新发现。
“我们的同志在华沙警察总局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韦格纳说,“现场提取的弹壳是英国制造的恩菲尔德子弹的复刻版。”
“英国人?”斯大林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
“至少他们希望我们这么认为的。”
韦格纳顿了顿,
“但有趣的是,波兰军事情报局上个月确实接收了一批‘来自友好国家’的特别经费。汇款路径经过瑞士和瑞典,最终源头……指向伦敦的一家银行。”
电话两端都沉默了。
两人都在思考同一件事:如果这是英国的阴谋,目的是什么?
韦格纳先开口:“假设伦敦希望我们和波兰打起来。最符合谁的利益?”
“一个被削弱的苏联,一个被摧毁的波兰,一个因此不得不更深介入欧洲大陆的法国,”
斯大林分析着,“还有一个被裹挟卷入的德国。”
“而幕后黑手,”韦格纳接上,“就可以继续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看着欧洲大陆的强国们互相消耗。”
又一阵沉默。然后斯大林问:“列宁同志的想法是?”
“我五分钟前刚和他通过话,”韦格纳说,“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明知道是鱼饵,还要不要吃?’”
“你怎么回答?”
“我说:‘那要看吃下鱼饵后,我们能不能把钓鱼的人也拖下水。’”
电话里传来斯大林低沉的笑声。
“韦格纳同志,你的想法很危险。”
“但这个时代本身就很危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两人迅速达成共识:
英国极可能是幕后推手,企图引发苏波战争从而削弱整个欧洲大陆的红色力量,但正因如此,这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操作得当,可以“将计就计”。
“波兰必须付出代价,”斯大林说,“但代价应该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为伦敦所用。”
“同意,”韦格纳回应,“我的建议是: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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