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县的县衙门口,从清晨到傍晚,人来人往。
有人在六房门口排队,手里攥着一沓旧契。
纸页发黄,边角卷起,有的还用麻绳扎着,绳头磨得发白。
有人站在廊下等着,和旁边的人低声交谈,交换着各自的消息。
哪家的田被邻村占了,哪家的红契办下来了,哪家的祖坟被人刨了。
声音嗡嗡的,像一锅将沸未沸的水,在县衙的门廊下回荡。
田亩没有争议的人,手里已经攥着崭新的红契出来了。
低头看了又看,小心地折好,塞进怀里,有的还用油纸包了一层,怕出汗洇湿了。
出了门,脚步轻快,扁担在肩上晃着,吱呀吱呀响,像是在哼歌。
日头从东边移到西边,把县衙的影子从西边推到东边,青砖地上铺开一片斜长的阴影。
县衙内,本来的六房现在全部改成了户房。
门口挂着的木牌换了新的,写着“户房·红契交割”六个字,墨迹乌黑,笔划端正。
屋里挤满了人,空气里混着汗味、墨汁味和旧纸的霉味。
几个书吏伏在案上,手里的笔没停过,登记造册,核对旧契,填写新契。
案上的黄册越堆越高,摇摇欲坠。
常平仓的周大使也被调来维持秩序。
他手里拿着一本名册,站在其中一个户房门口,招呼着进进出出的人。
声音已经有些哑了,但还在撑着。
不停有人凑过来问问题,他一边招呼一边回答,嗓子像被砂纸磨过。
一个老汉挤到前面,手里攥着报纸和地契,仰着头,嗓门很大。
“大人,这地税是个什么意思啊?我家交不交啊?”
周大使低头看了看老汉手里那沓纸,又看了看老汉的脸。
“你家多少地?”
老汉掰着手指头算。“我家是十亩下等水田,五亩旱田。”
周大使摆了摆手,把名册夹在腋下。
“不够不够,我们吴县是二十亩上等以上水田才交地税。
等你没了,你儿子来交割红契,出几文钱契本费就行。”
老汉先是一愣,然后脸上的褶子全舒展开了。
像是听到的不是“等你没了”,而是“你家长命百岁”。
他欢呼雀跃地走了,脚步轻快,丝毫没觉得周大使说你没了是晦气话。
又有一个富态些的中年人凑过来,穿着沉香色道袍,手里捧着一沓用蓝布包着的契约。
他的声音比老汉低,带着一种见过世面的从容,但语气里还是藏不住急切。
“大人,我家多啊,七十亩水田呢,三十亩是上等田。”
周大使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手里的蓝布包。“你家几个儿子?”
那人说:“两个。”
周大使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这还不简单”的表情。
“分开继承,三十亩别都给一个儿子,就不用交税。”
中年人眼睛一亮,脸上的表情从急切变成恍然,从恍然变成欣喜。
他连连点头,把蓝布包夹在腋下,转身就走,步子快得像怕周大使反悔。
又有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在人群外面焦急的招手:
“周兄,是我。”
周大使一看,是自己朋友,县学的庠生张谟。
“子嘉,我这太忙了,你就直接说吧。”
张谟举着报纸:“周兄,家父让我来问问,这个现在交割,今年秋税怎么算啊?”
这个问题问出来,周围的人都安静了许多,周大使看了看周围,努力抬高声音。
“子嘉你仔细看看报纸,一年内定稿,你现在交割和明年交割是一样的。
秋税还是按去年的来,一直到明年秋税才按新条则来。”
这话说完,张谟欣喜转身往家里跑去,他也看过,就是想求个准话。
周围的人一听这话,交割更热闹了。
大堂内一轮一轮地走着打官司的人。
“威武——”的声音每隔一会儿就响一次,皂吏手里的水火棍在地上顿着,咚咚的,闷响。
已经入秋了,天气还是热,蝉叫得人头皮发紧。
县令牛若麟坐在堂上,手里摇着一把折扇,扇得很快,风把他的胡子吹得往一边飘。
头上的乌纱歪了都没注意,师爷在一旁不停地倒水,茶壶换了一壶又一壶。
堂下正在争论的,是吴县城西周氏与孙氏当家人。
两个人站在堂下,腰背挺得笔直,谁也不看谁。
他们对簿公堂争的是城西青石岭上一座无主荒坟。
周亮先开口,声音又急又硬,像是在跟人吵架。
“那是我周家先祖的坟!
我家谱上写得明明白白,嘉靖年间葬于此山,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六代了!”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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