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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汉东就是为了平衡 第364章 立法的温度(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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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形的红木长桌旁，围坐着八九个人。除了高育良，还有省RD法制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几位资深委员，汉东大学法学院的两位教授——其中一位是国内刑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以及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研究室的负责人。每个人面前都堆着一沓厚厚的资料，有打印的法律条文、案例汇编、学术论文，还有从公安厅紧急调来的、尚未公开的电诈犯罪分析报告。
这是一场闭门会议，讨论的内容，将可能改变未来无数人的命运。
高育良坐在主位，没有穿常穿的行政夹克，而是换了一件质地精良的深灰色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一截手腕和简洁的手表。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这让他看起来少了几分省委副书记的威严，多了几分学者的儒雅与专注。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字迹端正有力。
“感谢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在百忙中拨冗前来。”高育良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沉稳的基调，“沙书记和省委把这个课题交给我们，分量很重。我们今天不是开行政会议，不搞务虚讨论。我们只有一个任务——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这个行为，从学理上、从实务上、从立法必要性上，彻底厘清，并最终形成一份经得起推敲、能够真正推动国家立法的议案。”
他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张面孔：“我们都是法律人。法律是什么？是条文，是规则，更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这道防线在新型网络犯罪面前，出现了漏洞。犯罪分子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而那些为他们提供银行卡、电话卡、技术平台、支付结算服务的人，很多却因为现有刑法罪名难以精准覆盖，或者证明‘主观明知’的标准过高、证据难以获取，而逃脱了应有的惩罚。这叫什么？”
他顿了顿，手指轻轻敲了敲桌上那份公安厅的报告：“这叫‘断卡’难断，叫‘帮凶’难惩。老百姓的‘钱袋子’在流血，而我们作为法律人，手里这把‘法律之剑’，却显得有些钝了，够不着了。”
这番话，一下子把议题的核心和紧迫性点了出来。在座的专家们神情都严肃起来。
汉东大学的刑法学泰斗，年近七旬的陆教授缓缓开口，声音苍劲：“育良书记说得对。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还有相关司法解释，在应对这类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的行为时，确实存在适用困境。关键卡在‘主观故意’的认定上。嫌疑人往往辩称‘不知情’，只是提供技术服务或者出租、出借了账户，现有的证据链条很难直接锁定其‘明知’犯罪目的。这就造成了打击的被动。”
高育良认真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等陆教授说完，他抬起头：“陆老，您是刑法学的权威。从学理上看，将这种行为独立成罪，设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您认为理论基础是否坚实？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理论，以及现有的其他罪名，如何界分？”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且关键的问题。会议室内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陆教授。
陆教授沉吟片刻，从随身带来的旧公文包里取出几份泛黄的论文复印件，推了推老花镜：“从行为性质上看，这种提供‘两卡’、技术平台的行为，虽然与传统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有相似之处，但其独立性、专业性和对犯罪完成的关键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网络犯罪链条化、产业化、跨境化的背景下，这些‘帮助者’往往与实行犯没有直接的意思联络，甚至互不认识，只是通过黑产市场进行交易。用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去套，确实有些牵强，也给了犯罪分子规避的空间。”
他顿了顿，继续用清晰的逻辑阐述：“因此，我认为，将其独立成罪，符合刑法应对新型犯罪、进行‘打早打小’‘源头治理’的现代刑事政策精神。设立这个罪名，不是替代共同犯罪理论，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和细化，填补法律空白。界分的关键在于，这个新罪名的构成要件设计，要精准锁定那些‘明知可能被用于犯罪’而仍然提供帮助的行为，降低证明标准，但又不至于陷入‘客观归罪’的陷阱。”
高育良频频点头，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等陆教授说完，他转向省高院研究室的负责人：“李主任，从审判实践角度看，目前这类案件在审理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果设立新罪名，你们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上，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法律规定？”
李主任是一位干练的中年女性，她翻看着手里的案例汇总：“高书记，难点确实是主观明知的认定。法官在审理时非常慎重，因为涉及到公民自由。很多嫌疑人到案后，翻供、狡辩是常态。我们往往只能依靠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网络轨迹等间接证据来综合推定，但证明力有时会受到挑战。如果设立新罪名，我们希望能对‘明知’的情形进行更具体的列举式规定，比如，在收取明显异常高额报酬时，在对方要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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