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本人账户或虚假身份时,在提供的技术服务明显绕开正常监管时……有这些情形,可以初步推定‘明知’,除非嫌疑人提出有力反证。这样既能降低侦查取证难度,又不失公正。”
检察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也补充道:“在批捕和起诉环节,我们也面临类似困境。证据标准把握不好,就容易出现该捕不捕、该诉不诉,或者勉强诉出去,法院判决也难的情况。新罪名如果能在立法层面把证据标准、证明规则进一步明晰,对我们实务工作的指导意义会非常大。”
讨论逐渐深入,气氛也变得热烈起来。有人提出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有人提醒要注意刑法谦抑性原则,避免打击面过宽,还有人开始讨论起罪名的具体表述、刑罚的梯度设置……
高育良始终认真倾听,偶尔插话引导,把偏离的讨论拉回核心,或者在各方观点激烈碰撞时,用一两句精炼的话进行概括和提升。他没有轻易下结论,更像一个高明的讨论主持者和思想整合者。
“看来,设立这个罪名,从学理、实务、政策三个层面,都具备充分的必要性。”高育良在大家告一段落后,总结道,“那么,接下来我们面临的,就是技术性问题了。如何科学、严谨地设计这个罪名的构成要件?‘情节严重’的标准如何界定?刑罚幅度如何与诈骗罪本身以及其他帮助类犯罪相协调?特别是,”他加重了语气,“如何在这个罪名中,既体现从严打击的力度,又充分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利,尤其是那些可能因法律意识淡薄、贪图小利而无意中触法的普通民众?法律要有威力,更要有温度,要能精准地惩处真正的‘帮凶’,也要给无心之失留出改正的余地。”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让讨论进入了更深的层次。法律不是冰冷的工具,如何在打击犯罪和保护无辜之间取得平衡,是立法者最高的智慧。
会议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开到晚上七点。中间只休息了十五分钟,服务员送进来简单的茶点和咖啡。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专注氛围中。灯光下,纸张翻动,笔尖沙沙,思想的火花在严谨的论证中不时迸发。
最终,在高育良的梳理下,会议初步确定了立法调研报告的框架、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核心问题、以及下一步的资料搜集和分工方向。他亲自将任务分配下去,每项任务都明确了牵头人和时间节点。
“陆老,关于罪名设立的学理基础与比较法研究,就辛苦您和您的团队了。两周后,我们希望能看到初稿。”
“李主任,王主任,实务难点和证据规则建议,麻烦你们两家在一周内拿出一个详细的清单和初步方案。”
“法制委的同志们,请你们负责统筹,并开始着手草拟立法建议案的文本……”
布置完工作,高育良摘下眼镜,揉了揉有些发酸的鼻梁,脸上露出了一丝疲惫,但眼神依旧清亮:“各位,我们做的这项工作,或许不会立刻在街头巷尾被人看到,但它可能比破获一百起、一千起诈骗案,影响更为深远。我们今天在这里斟酌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在未来成为斩断犯罪链条的利刃,也可能成为保护一个不慎走错路的年轻人的护栏。责任重大,意义非凡。拜托各位了。”
散会后,高育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他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独自站在窗边,望着窗外省城渐次亮起的灯火。
他想起沙瑞金在常委会上那番话——“这将是我们这一届省委,最值得骄傲的成绩之一”。当时听起来,像是一种带着距离感的安排。但经过今天下午这场纯粹而深入的学术与实务碰撞,他心中那点微妙的芥蒂似乎淡去了不少。
法律,是他熟悉的领域,是他的根。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抛开那些错综复杂的权谋与制衡,纯粹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解决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难题,去推动一件可能造福全国的事情。这种感觉,久违了,甚至让他感到一丝…...踏实。
秘书轻声提醒:“高书记,车备好了。”
高育良回过神,点点头,拿起外套。走到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张还在散发着思想余温的长桌。
“法律利剑……”他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属于学者的自信微笑。
这把剑,他会尽全力把它锻造得既锋利,又合乎尺度。这不仅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一个法律人,对时代命题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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