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离花了整整两天把剧本通读了一遍,又花了一天重读了鲁迅出场的所有段落。
他要钻进那个时代,去感受一个留学归来的青年,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时,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绝望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绝。
他读到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
“我的心好像一间小小的暗室,外面是阳光,是春天,我的门是关着的。”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他读到鲁迅在《野草》里自剖: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但这些还不够。
他花更多时间看的,是另一些东西——
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还有各种零散的书信集和日记。
他不是在研究鲁迅的文学成就,他在找一个人的生活痕迹。
鲁迅吃什么?穿什么?走路什么姿势?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什么语气?生气的时候什么表现?高兴的时候呢?
萧红的那本回忆录给了他最多东西。
萧红写鲁迅,不写思想,不写文章,专写那些鸡零狗碎的小事。
鲁迅穿什么颜色的毛衣,吃饭的时候怎么夹菜,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打瞌睡。
有一处细节让江离印象极深。
萧红说,鲁迅笑起来的时候,是毫无顾忌的、爽朗的、连手里的烟卷都拿不住的那种笑法。
这跟课本里那个永远眉头紧锁、忧国忧民的形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江离把这句话抄在了笔记本上。
在翻阅这些史料的过程中,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关于弃医从文的故事。
这个故事所有人都知道,中学课本里讲过无数遍。
但江离重新读到这段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以前彻底忽略的数字——
鲁迅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
和他现在的年纪,大差不差。
一个仅仅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独自一人,做出了一个决定。
向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庞大而腐朽的旧世界宣战的决定。
这需要怎样一种惊世骇俗的孤勇?
江离坐在堆满书本的地板上,一直坐到窗外夜色深沉。
他终于拿起手机,拨通了张谦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张谦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似乎也在等。
“怎么样?”
江离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平静且笃定的语气说:“张导,这戏,我接了。”
电话那头也沉默了,随即传来一声如释重负的呼吸。
“我就知道。”
张谦的声音里带上了笑意,甚至有点不正经的调侃。
“你要是再不打电话,我可就真要去你们学校门口堵你了啊。到时候媒体拍到,标题我都想好了,《知名导演为求一角,三顾茅庐惨遭闭门羹》。”
江离难得地笑出了声,胸中的郁结之气也散了不少。
“剧本很好。”他由衷地说了这四个字。
“好就行。”张谦在那头也收起了玩笑,语气变得郑重,“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本子,请的都是些什么人,你应该有数。这只是个开始。”
江离当然有数。
能撑起这种历史正剧的,哪个不是戏骨?跟他们对戏,压力不会比之前的演讲小。
“我知道。”他的回答沉稳有力,“我准备好了。”
“行,那你准备准备,过几天去孙勇的剧组围读。”
挂了电话,孙勇的制片团队效率高得吓人,几乎是无缝衔接,合同细节当晚就发了过来。
片酬不高。
或者说,以江离现在的市场价来看,是“贱卖”。
但是双方都心知肚明,这部戏,不是拿来挣钱的。
江离开始为鲁迅这个角色做准备。
他的第一步是改变自己的外形。
鲁迅留给公众的标准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平头短发、一字胡、面容清瘦、骨相锐利。
江离本就不胖,但当他站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的脸时,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满意。
脸颊还是太饱满,眼神还是太“温和”,缺少了那种被生活和思想反复捶打、淬炼后的锋利与冷冽。
他开始控制饮食。
不是节食,他对那种网红式的断碳水减肥法嗤之以鼻。
是精准地减少摄入量,三餐正常吃,但每顿只吃七分饱。
主食压到最低,优质蛋白质保持,蔬菜管够。
一周下来,瘦了五斤。
颧骨和下颌的线条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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