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侥幸逃脱,梁启超则在日本公使馆的庇护下得以喘息。
唯有谭嗣同,拒绝了所有的出逃安排,决意留京赴死。
他平静地前往日本使馆,将《仁学》手稿郑重托付给梁启超,并阐明了自己留下的原因。
“复生!”梁启超抓紧谭嗣同的肩膀,急道,“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的眼神却异常平静,他坚定地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
“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全一样。”
“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
“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能这么固执!”梁启超急得跺脚,“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谭嗣同的目光极具穿透力,“你还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吗?”
“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
“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
“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
“唉,你怎么能这样!”梁启超痛苦地摇头,几乎是在哀求,“公孙杵臼、程婴的朝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谭嗣同反手握住梁启超的手,一字一句道,“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眼神变得悠远而复杂。
“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
“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
他猛地转身,眼中迸发出一种决绝的光芒。
“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
“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决定陈尸在那里,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路上走,此路不通。”
“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
“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
谭嗣同的声音低沉下来,却带着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
“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
“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他目光灼灼,仿佛已经看到了刑场上的情景:“要血荐,就在这儿血溅,就要血溅菜市口。在这儿,才有最好的死的地方,才有最佳的死的方式。”
……
吱嘎——
马车在刑部大牢前停下。
谭嗣同被带到南所的头监牢房里,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锁死,隔绝了两个世界。
他平静地坐在床上,天南地北地乱想起来。
他想起了远在浏阳家乡的妻子,李闰。
那个温婉的女人,陪伴了他十五年。他们曾有过一个孩子,一个粉雕玉琢的小男孩,却那么早就夭折了。
一股难言的愧疚涌上心头。
当自己的死讯传回家乡,灵柩运回故里……
她该如何独自面对那凄苦的后半生,如何熬过一个又一个没有尽头的长夜?
他不敢再想下去。
他又想到了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
曾经,因为后母的虐待,父子之间隔阂深重,几乎形同陌路。直到近几年,他渐渐长成,父子关系才得以缓和。
他知道,父亲的内心是支持他的,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暗中资助过他的活动。
但他绝不能,也绝不会连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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