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侦察排搜剿土匪(3)
不久,即由分区副司令杨春率483团1连和5连进驻福建邵武,并在金坑设立剿匪指挥所。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剿、追剿,给了严正、廖其祥、李彬等主要股匪以沉重的打击,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迫使他们化整为零,四处逃窜。
然而,这种状况也给剿匪部队增加了难度。你去剿它,不见踪影;你一撤回,它便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给剿匪部队增加了新的困难。你到东边剿它,它逃到西边;你去南村围它,它又溜回北村,跟我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如何在军事剿匪和政治剿匪并重的原则下,更加快速、更加有效地发现与收拾这些残匪,成为摆在剿匪部队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过了一段时间,杨春副司令回抚州,金坑指挥所由分区侦察科长康景文负责。这样,追寻土匪行踪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侦察排的肩上。从不失眠的牛贵祥,竟然接连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不能这样跟土匪耗下去。”牛贵祥在床上辗转反侧,“耗一天,老百姓就要被土匪多折磨一天,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要多损失一天。”他翻了一个身,使劲合上眼睛,想强迫自己睡一会儿。
“明天还得搜山去,昨天淋湿的衣服还没干。”他对自己说,“快睡吧,早点起来,把湿衣服烤烤……”可就是睡不着,他披衣而起,点亮煤油灯,拿了叠审讯俘虏的记录,随于翻翻。突然,一个名字跳进了他的眼帘:马文增。
马文增是他亲自审问的,这个人情况特殊,印象较深。据马文增自己说,他是河南省人,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出校后当了国民党部队的排长。
1945年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被安排在福建邵武的国民党第16临教院疗养。不久内战爆发,他不想参加,便在临教院“泡蘑菇”,找了老婆,生了孩子。
快解放了,临教院撤出邵武,他没有走。严正知道临教院有一批国民党军官,便从这里强拉了一些人去充实自己的队伍。马文增就这样当上了土匪。严正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便要他当文书。
“我在那里虽然只呆了几个月,但是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不错。”马文增说,“特别是那些中小头目,对我都很信任。”
“是吗?”牛贵祥问,“信任到什么程度?”
“这么说吧,”马文增说,“如果你们相信我,只要知道哪个头目的驻地,我写一张条子派人送去,就可以让他们来投降。”
牛贵祥冷冷一笑,觉得这话不过是吹牛而已。但还是命他写一个详细材料,把名字、细节都写清楚。现在牛贵祥看的就是这个材料。次日一早,牛贵祥就一些主要疑问与马文增作了一次长谈。这样,牛贵祥得出了一个明确印象:马文增此人很有头脑,对那些土匪头子的性格、历史都非常了解,他的许多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对他比较客气,生活上也给予了优待,同时也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大胆“相信”马文增,使用马文增。随即,制定了一个招降土匪的方案。
“我想,与其这样耗着,不如试试马文增的办法。”牛贵祥对剿匪指挥所负责人、分区侦察科长康景文说,“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也不过跑掉两个送信的俘虏罢了。”
“那就试一试吧。”听了牛贵祥的计划之后,康景文说,“不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第二天,牛贵祥让两个表现较好的俘虏,拿着马文增写的一封信,送到几十里外的一座大山里,交给一个有十多人的股匪头目。几天之后,那个头目便带着部下拖枪来降。通过这个头目又了解了其他匪首活动的地方,又让马文增写信劝降。
就这样,一连五六回,一些中小匪首如危三兰、邓克虎、李友元、李兴信等,都先后来降了。他们都是严正的什么“保安团长”、“大队长”之类的官员,大多跟随严正进犯过资溪。随同他们一道来投降的,还有百余名小土匪。部队未费一枪一弹,更无一人伤亡。在这段时间里,散匪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对话:“老兄,你这是去哪儿呀?”
“到侦察排投降去。”
“巧了,我也是去侦察排投降的。”
马文增取得了部队的信任,受到牛贵祥的尊重,工作得更加积极了,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人们甚至忘了他是个俘虏,有些战士叫他“马参谋”,大家也不觉得奇怪。
“你大胆干吧。”牛贵山鼓励他说,“大家都把你当自己人,没把你当俘虏看。”
“这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心里记着呢。”马文增说,“不过,说实话,我这个俘虏当得实在有些冤枉。”
“怎么?不是被我们抓住的吗?”牛贵祥说。
“不错,是被你们抓住的。”马文增说,“可我本来是来投诚的呀!”他接着说,国民党的正规军他都不想当,怎么愿意当土匪呢?听到邵武解放了,他便从严正那里逃了出来,路过金坑,到一个熟人那里过年,过完年便去邵武投诚。
“那个熟人是个小土匪头子,解放军去抓他,把我也捎带上了。”他说,“阴差阳错,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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