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资溪剿匪(19)
于鸿思同志也是资溪事件的亲历者。他认为,县委不但向上级汇报过匪情,而且报告过多次。他当时在县政府工作,县政府有个电话班,田永丰常到那里接听地委打来的电话。春节期间,土匪攻城的传闻很多,田永丰又来县政府接电话,于鸿思问:“为什么不谈谈。增兵的要求?”田永丰说:“不谈了,谈了也没用,谈了几次就挨了几次‘骂’。”
“县里向上级作过报告”,这个问题下面是一致认同了的。为什么又有“知情不报”一说呢?我们只能这样理解:有的领导可能没有接到报告,但作为一级组织,是收到了敌情报告和要求增兵报告的。收到报告,哪怕只有一次,却没有调查,没有采取措施,结果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上级理应负责。实际上,从王铁秘书长带领的工作组调查和处理的情况来看,并没有让县委负主要责任。当时的地委秘书、工作组成员之一许勤同志说,资溪事件发生了,田永丰、晨光和张茂庭突围到抚州汇报情况之后,地委、军分区领导就表示要“承担责任”,因为“决策是上面的”。
县里的责任然而,上级承担了责任,并不是说县里就没有责任。地委工作组组长王铁同志对县里应负责任的观点是客观的、公正的。他说:“县委最大的问题是对匪情估计不足,麻痹松懈。没有引起县里主要领导的高度警惕,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土匪进城(的战斗)打响了,又惊慌失措,匆匆忙忙分散撤退,无法抵抗,致使县城被土匪占领,牺牲了那么多同志,造成了严重损失。”
“资溪事件”对资溪县委领导的震撼无疑是最大的,每位领导人都受到了直接的伤害。483团副教导员、战斗英雄林兴才英勇牺牲;县委委员、宣传部长王佑臣和他的妻子杨秀峰双双血洒战场;县委副书记、资溪县委第一把手田永丰永远失去了才团聚一个多月的妻子崔凤英;组织部长张茂庭和妻子在跳城墙时同时受伤。更令他们感到心中永久之痛的,还是十几位革命同志的牺牲和县城的丢失。尽管如此,他们作为县里的领导人还得带着伤痛检讨、反省,负起他们应当负起的那部分责任,接受组织上可能给予的任何批评和处分。
“资溪事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主要当事人大多数早巳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问题已无多少顾忌与羁绊,可以更为冷静、更为客观、更为深刻,从而也更能贴近实际。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这段历史进行认真探讨,仍然是有价值的。
值得探讨的问题那么,县里到底应负什么责任?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县里能实事求是、坚持不懈地向上级反映匪情,使上级充分了解资溪形势的严峻,重新作出判断,调整军事部署,是否可以避免那场悲剧呢?当时,虽然对闽、赣主要匪首汇聚光泽一事毫无所知,但对本县匪首曾皋九、光泽匪首蔡缄三和金溪匪首向理安相互勾结的可能性是考虑到了的。这3股土匪就有300多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应该向上如实汇报,不要说谈一次“骂”一次,就是谈一次“骂”十次也得坚持谈,要对全县的干部、群众负责,怎么能因为怕“骂”而缄口不说呢?如果“骂”了还说,再“骂”再说,领导会不会重新考虑增派部队的问题呢?
所谓怕“骂”,这里包含几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自己心中无底,到底有多少土匪,都在什么位置,具体企图如何,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一头雾水,心中一片模糊,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第一手资料,一问三不知,不能以足够的事实和理由说服上级,上级当然是会“骂”的。后面的问题就是:万一没这么多土匪呢?万一土匪没有攻城的打算呢?领导掌握的情况多,还是听领导的。殊不知,再高明的领导也只有在足够的资料面前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其次就是领导的威望高,领导说的就是对的,要维护领导的威信,不能跟领导唱对台戏。在战争年代,领导的高威信是在斗争中产生,并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考验而形成的,它对适时决断,统一思想,夺取更大的胜利是不可缺少的。但这种威信的基础,是对形势的深刻洞悉、准确判断和娴熟的驾驭艺术。离开了这些基础的“威信”,便是空中楼阁,说直白一点,就是官僚主义。所以威信对每个具体领导者来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领导威信的高低,是随着工作的成功率的大小而上下浮动,不要产生“只要是自己做出的决断就是正确”的错觉,要多调查研究,多倾听下级的意见,不能仅凭过去的“威信”行事。作为下级,要尊重上级,上级对的时候,要知道他对在何处;他的决策与自己掌握的情况不符时,要动用自己的大脑,要把自己的看法勇敢地、坚持地提出来,不能因为怕“骂”便以不对而为对。第三层的意思是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一切顺从领导,取悦领导,专挑领导爱听的话说,爱做的事做,弃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弃真理于不顾。这类人当时很少。资溪当时的领导者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应不属于这种类型。他们的怕“骂”,多半是基于前两种原因。
正因为两眼模糊,心中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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