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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 章节目录 第322章 116、资溪剿匪(18)(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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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资溪剿匪(18)

    各级领导的反思就在土匪攻进资溪的那一天,即1950年2月21日,江西省军区就已发出《关于克服麻痹思想,继续肃清残匪,仍是今后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的命令》。可见省军区已经发现在布置生产、训练工作之后,在剿匪工作上,出现了松懈、麻痹思想。这项《命令》说:“由于匪根尚未彻底挖掉,封建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会道门与潜散土匪特务密切配合,以及被我剿逐于边沿山区及边境以外流窜隐蔽之股匪,在我尚未组织会剿最后消灭前,亦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复辟反扑。”

    资溪事件证明,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省军区特别强调:“对军队本身来讲,土匪如不最后肃清,则一切生产、训练等等任务,都没有保证”,所以彻底歼灭残匪,“是深入开展各项工作;建设的先决条件”。当“资溪事件”发生后,省军区认为:“土匪这次攻占资溪县城,大肆杀戮洗劫,损失极大,为我进入江西以来所未有之惨痛损失和教训。”于是决定调整工作方针,指示各分区减少生产部队,加强剿匪力量,克服轻敌麻痹思想,把肃清残匪列为当前主要任务。

    尽管如此,省军区仍对“资溪事件”承担了部分责任。它在一个文件中表示:“领导机关虽曾屡次指示各县各部队要防止麻痹大意,提高警惕,并于春节前下达了《年关紧急指示》,但对各部如何执行指示的情况却缺乏深入的监督检查,使发生已久的情况不能了解掌握,某些严重的麻痹思想不能及时发觉纠正,应负一部分责任。”(《江西剿匪工作文件》第三卷)

    抚州军分区对这一事件也十分重视,它在一份总结报告中指出,这是“分区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极大损失”。并对此检讨说:“分区在军事剿匪部署上,也有缓和放松之错误存在,特别在经我反复清剿、匪情一时消沉的情况下,而产生麻痹的错误,对资溪边缘区匪情估计不足,认识不够。”(转引自资溪县党史办《资溪事件》)

    抚州军分区领导人邹日晴对“资溪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作出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不幸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就在于分区领导上,对于匪情活动的阴谋认识不足,主观上以为经过三期剿匪后,似乎土匪已不成为严重问题了,被匪一时的分散潜伏所麻痹,缺乏预防。又因调查研究差,机械地了解上级指示与命令,未能根据此时此地的具体情况而作适当的军事部署……当时(省)军区指示称:‘基本上肃清了土匪’,是指全江西;《部分地区来说的,而各个分区的具体情况与具体工作,这是各分区自己的责任所在。比如闽赣边沿区的几个县,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决不能设想与依赖(省)军区对我们每个具体情况与具体任务都指示出来,否则上级设立分区机关派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因此分区领导上对此事件是有无可推诿的责任的,我个人是有责任的,这是不可推诿的。”(《邹日晴同志在1950年9月5日在分区党代会上的总结报告》受到最为强力震撼的还是资溪县委。他们是事件的直接责任者,一切压力最终都要落在他们身上。事件发生后不久,抚州地委秘书长王铁便带领了一个工作组来到资溪,调查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处理善后,并临时代行县委职权。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县委应负什么责任以及要负多大的责任。当时不少人认为,县委及其领导人知情不报,从而贻误了时机。我们现在仍可以从一些文件中发现这类看法。如说:“……光泽土匪谣言要攻资溪,且匪在资溪东南之陈家山(光泽境内)住了半个多月,我们资溪县党政军机关都知道了,后从未向分区、地委反映过;同时分区不断地在电话上询查情况,但资溪亦始终未报此匪情。”(资溪县党史办:《资溪事件》)

    据曾参与突围战斗的何彪同志回忆:“地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为了把情况搞清楚,资溪要负责,我也要负责。三天一次机要交通,我们没有接到信息。如要兵,我不给,那就是我的责任。”

    意思是地委没有收到资溪的报告。

    还有一份文件上是这样说的:“领导上麻痹,对情况估计不足,没有掌握住确实情况,对情况判断错误,这是遭受损失的主要因素……事前三天曾有村干部群众再次地告诉我们说,匪准备攻城,并未引起领导上的相信,既不作充分准备,又不和上级联系或报告。”(见《资溪事件》)

    果真如此,知匪情而不报,自己又无力应对,结果造成县城的陷落和干部生命、人民财产的严重损失,则县委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不只是一般的失职,而且有必要追查政治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但是,许多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反映,情况并不是这样。特别是当时在县委和县政府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县里曾请求上级派兵增援,但都被拒绝了。

    “事发前几天,县委领导田永丰曾电话报告地委领导,要求增调兵力,以防不测。得到的回电是严厉的批评:‘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给我们打败了,你们不要让几个小土匪吓破胆!”(资溪县党史办:《资溪事件》)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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