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磨镇的火光是丁仕亮和他勾搭的那些人趁势发难,倒戈一击所致。溃军立足不住,只得跑向五里外的中军大营。丁仕亮领导的反水部队和城里出去的追兵,利欲熏心之下哪肯罢休,跟在后面掩杀。由于尚让军白天几乎是倾巢而出,少数的留守部队都是在徐州招募不久的新丁见事不妙,哪敢出来接应,倒是先一步弃营而走。
这样一来战场上溃散下来的兵丁,除了一小部分心腹护着重伤的尚让死战得以逃脱,其余的绝望之下纷纷弃械投降。当夜秦隽扬得知真相,下了一道很疯狂的命令:丁仕亮领导的近2000余反水部队和尉迟凛的骑兵在原本尚让的大营休整一夜,第二天继续追击。第二日快天黑时,才一头撞上迟迟未到的尚让军辎重部队。尚让的心腹虽然知道后面有这支部队,情急之下把他们作为弃子,绕开了他们。
战役的整个过程起伏跌宕,但五天后由匆匆赶到的岳星明整理出来战报统计让秦隽扬目瞪口呆,这些天的奋战和牺牲总算有些回报了。东门敌军3000人伤亡并不大,但由于钟万年带着心腹潜逃,剩下2000余人在“跳荡都”和“归义都”、“怀义都”的威逼下几乎是全师而降了。
丁仕亮收拢的余反水部队有近2000人、北门追击部队逼降的近2000人。而那支辎重部队里有军中眷属百余人、千余套兵器甲帐及绫、罗、绸、缎、绢、皮革等财货。这些可都是尚让军的多年积存,因随军携带不便跟在后面。2000余石的粮秣及数以百计的牛羊骡驴再加上押送辎重的千余壮丁。这些都是临出兵时在徐州搜刮劫掠所得。为这尚让都不惜和时缚、林言翻脸。
恍惚中觉的自己原本推崇的种田派是不是脑子给门夹过了,以战养战才是王道呀。半晌才清醒过来,从自己这一仗的指挥能力来看,不见得有多高明。要是象尚让这样给人送上门去给人连锅端。那真是生不如死啊。鉴于自己这一仗的表现,秦隽扬把岳星明拉到书房长谈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就招来丁松年,让他拟书给蔡州秦宗权,请置岳星明为海州长史兼司兵参军事,曹峋为司马。两人的能力和资历晋为上佐,别人应该没什么不满,当然这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
这两项人事任命的目的,是为了由岳星明为主,曹峋为辅,把司兵曹正式改造成参谋部和武装部的混合体。虽然司兵曹原本就要求有这样的功能,但人员的组成不合理。那些小吏都是念过几年书,没经过战事的,能参什么?谋什么?只能去干些宣传、征召、登记等一些事。另外遴选了二十四个识字的下级军官和老兵来担任军事参谋。
在唐一代,那些民间的平民识字率还是很高的。在那时代讲究的是出将入相的。开科举一次才取几十人。人人向往的是功名但在马上取。要求的是文武双全,综合素质差点的,要么象黄巢那样一气之下做了反贼,或者象老杜那样拖家带口的四处蹭饭。
唐代的社会毒瘤“游侠儿”其实也就是地痞无赖,那也是个个是良家子出身,赋得诗,击得剑。不象后来的大清盛世,不到2%的读书人,还多半是孔已己那样的废材。也不是明朝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军队的士兵都是由农奴加罪犯组成。
在司兵曹下再新设两个部门:军情司和军议司。军情使由秦隽扬认为极有策反天赋的丁仕亮(这名字还起的真好)担任,军议使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就由岳星明兼任。对那二十四个参谋,秦隽扬认为对军事参谋的外在要求,虽然只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和军事经验,但隐性要求才是整个部门能否发挥作用的决定性条件,那就是执行力和思考力。但这两项需要时间去培养和考验。对于司兵曹这个老瓶装新酒的部门,他给了两件利器:那就是制度化和数字化。
制度化,按教科书式的解释就是: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由非正式系统发展到正式系统、社会制度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
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可概括为: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制定规范和建立机构。制度化具有正功能与负功能。正功能为:秩序功能、控制功能及强化组织功能。负功能为:僵化和保守。
纵观中国历史,这制度化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就开始搞了,而且一直在搞。可搞了几千年,到了大唐,按普遍认同的说法:都搞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了。可那数以近千万的庄户、部曲还不就是变相的奴隶吗?再搞千年,大明的军户不等于是奴隶吗?至于那些皇帝亲封的贱民才几万人就算无视了吧。到了满清,那些高官名臣更是以自称奴才为荣了。
那几千年都没搞定,哪里出问题了呢?以秦隽扬的看法,其实从当初的出发点就错了,以前的制度化是以“礼”为本。就连法律的制定也是要结合“礼”。法律的首要作用是维护等级秩序。从皇帝到大小官员,他们对于下级和治下之民都有解释法律的权利。
法律武器怎么能随便乱用?所以在各朝代,讼师都是典型的刁民,小民告官那是要挨杀威棒或滚钉板的。法律只是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貌似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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