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模范)甚至代表群众说话,提出3年又3年不变”。
6月16日,李富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他与农民谈话时,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邓小平等人,汇报了这些情况。29日,他又给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写信说:农业问题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工作,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
而对“包产到户”、“责任制”最为支持,也最力主、力陈己见的,是邓子恢。他到处发表讲话、向中央陈情,支持包产到户。他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
陈云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就打算向主席进言。7月初,陈云回京后同**、邓小平等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上一致。
**说: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同时,田家英回京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开始起草一个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文件。
主席在外地,陈云曾向**提出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实际上陈云当时的思想比包产到户更远。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二百二(红汞、红药水的俗称,一种治外伤的药水),是红药水,不解决问题”。他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
陈云主张分田,同**一样,是把这看作度荒的应急措施,使国家渡过难关,避免人民“造反”。当时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这个“丧失革命成果”,指的是农民造反推翻**;所谓“争取时间”,指的则是农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赢得农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陈云回上海青浦县老家调查时,已经听到农民发牢骚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干饭;**手里享福,喝稀粥。”他对此感到震惊,于是说:“吃稀饭农民是不满意的。统购统得太多了,这样统购的情况不能维持太久。不能太欺侮农民,他们要造反的。农民长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张分田,是因为他相信农民分到了地,干饭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财政办公室算账,看“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加多少?”至于农民单干之后是否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可能,他则回答:“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意指若出现新富农,就再来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贫富再分配)。
由于**、邓小平、陈云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了”,“突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户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见文革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征性地保留著,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发表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发展,是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7月6日,陈云给主席写信说:“对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主席还在邯郸时,田家英就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主席进言,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回答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
尽管**、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等问题有过明确的态度,但是,最终还要看主席的态度。
>>>点击查看《蛇仙下凡旅游记》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