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党内思想上对形势的认识问题,5月7日至11日,**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
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调整经济的会议,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
主席仍然在外地,陈云去上海养病,**也在外地。会议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计105人。这次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宣布了会议的议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交了《关于1962年度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明确摆出了国民经济8个主要方面的困难:一是粮食供应紧张,经济作物减产,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全国粮食总产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3到5年的时间。
二是工业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的大调整也不行。
三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小后,必须踏步几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
四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
六是市场商品匮乏,特别是吃穿两项,在三五年内难以有大的改善。
七是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许多企业严重亏损。
这个报告把当前严重的困难摆在了桌面上,形势逐步明朗化。这对与会者触动是相当大的。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对《报告》的赞同,“毒蛇已经啮臂”,要求中央痛下“壮士断腕”的决心。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
**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还谈了调整指标的意见,发表讲话说:“1958年后,每年都调整计划,年年都往低里调,年初计划高,年底调低。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突破多年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对与会者说:“同志们,是不是以后(指标)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形势已经到了“毒蛇噬臂”的危机程度,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不能再“修修补补”,而要“伤筋动骨”、“壮士断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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