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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48、众冤魂索命阎罗殿(二)(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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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最多的一个干部,打过340多人,打死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非常普遍;另外,乱搞男女关系的干部很多,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个。

    一些坏人当上干部、窃居重要职务以后,有的勾结包庇纵容坏人,一意孤行,不顾群众死活;挂**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想尽千方百计整治群众。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他们私设法堂,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中混进太多“流氓无产者”和“严重不纯分子”,后来有的混入党内、当了农村基层干部。

    在这些坏分子的活动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风,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极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坏分子潘启才,就曾经规定打死人后有“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该队中农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坏分子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调虎离山等办法,以遂其兽欲。群众把这些坏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称为“老虎”、“阎王”、“笑面虎”、“阴雷公”、“新恶霸”、“新把头”、“土皇帝”、“土匪”。这些事情不光是一个地方有,而且几个地方有。不仅是基层干部中有,就是县委成员中也有这样一少部分人。

    王家厂公社曹家河大队生产队长周用考,残害人民群众,逼死四人(都是贫农),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只怕送农会”。还说“打人不对,但有时还起作用”。尤其是地委曾几次批评澧县死人多时,他还说:“地委说我们死人多,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一定多”。

    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不惜以暴力为手段来推行“更大跃进”,以至澧县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

    淞澧分流工地冤死的民工控诉说:“干部对待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饿,比对待畜牲还不如!”

    庐山会议后的全国“更大跃进”,一是“反瞒产”搞粮食,二是“大办水利”。澧县县委为了争当“更大跃进”的上游,“大办水利”运动中,仅淞澧分流和王家厂水库两个工地,就上马了156000多人,占全县三十万劳动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县三十万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工程于1959年11月初动工,县委提出:“要拿出大跃进的干劲,用大跃进的速度,赶在年底完工。”为此,从全县先后抽调了75600多人上阵。

    11月16日,县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下设四个指挥所。各公社工地队伍为大队,各大队工地队伍为中队,各生产队工地队伍为分队。

    任务层层往下压,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干部们就是一个字:打!从此,整个工地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先后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后致死88人、打后自杀40人、当场打死2人。

    指挥部的干部架子更大,官气更足,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更凶。动不动就是“狗日的,老子打死你!”就连下面的干部一听说指挥部的来检查,也吓得发达抖,更不要说民工了。

    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指挥部指挥于树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搞治疗,小风小雨当晴天,雨天刮风当晴天。”“晴天突击战,雨天持久战,雾天运动战,风雨不停工,冰冻不下堤。”并规定“按劳力总数平均每天一个劳力达到5~6方土。”

    在松澧分流工地,生活还未安排下来,县指挥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挥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队加到十五方,中队加到二十方,分队加到二十五方,最后小组加到三十方(当时实际平均工效只有一点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挥部在官垸召开首次民工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队教导员、中队指导员,以及先进民工代表共744人。会议由县委书记、工地党委副书记、指挥部指挥于树海坐阵,县委委员、县农业局长、指挥部副总指挥李福印主持。

    会议说是要“总结和交流经验,向高效率进军”,但其主题就是一句话:“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为到年底只有还不到一个月了,工程完成还不到二十分之一。指挥部急了,认为不来点真功夫是不行的!于是把找原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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