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苏海更是赶上了好时运。他的“流氓加恶霸”本性,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社化后,苏海更成为公社党委的大红人,一说到苏海,公社党委书记就夸他“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是个大大的跃进派!”1958年放高产“卫星”,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苏海一口气放了6个,成为全社放高产“卫星”的急先锋。1958年10月,苏海任公社黄溪大队大队长,到任4个多月,打死1人,打伤7人,奸淫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调任公社三元大队总支副书记,同年11月任该大队总支书记。苏海说:“好不容易才媳妇熬成了婆婆,现在我也是一方之主的书记了!”
苏海到三元大队时,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断粮停伙,社员到处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三元大队的劳动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个人,再不抢救就有进一步死人的危险。
大队干部开会,有人谈到病、死造成春耕生产劳动力缺乏,搞不好连春种任务都完不成任务时,苏海大发脾气,说:“开口死人,闭口死人,这是右倾思想!这是对三面红旗不满情绪的表现嘛!有人硬说没粮吃,饿死人了,难道死人是大跃进的罪过?哪个敢讲这个话,让他站出来!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乌龟还不都成了精!同志,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跃进的账上!你干部带头闹情绪,那明天社员就没有出工的人了。春耕生产还搞不搞?大跃进还搞不搞?”大帽子一戴,吓得在座的干部们没人敢说话了。
苏海威严地提出:“对生病在床的,粮食减半;老人、小孩不能劳动的,粮食减半;装病不出工抗拒劳动的,停伙。干部要包食堂,查情况,坚决堵住懒汉的嘴巴。重点清查偷青的、私自动火的。”第二天,所有干部都站在食堂门口,任何人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人带饭。生病在床的,要经干部上门检查,然后才批准带饭,定量减半。结果一些病人为了吃上一口饭,只好带病出工。当月,全大队死在田里的病人有4人。
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上级下达了更高指标的征购任务。新任总支书记的苏海,竟然在公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又放出一个高产“卫星”,声称三元大队1959年夺取了农业生产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1200斤,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公社在表扬的同时,给三元大队加了17万斤的新任务。
回到三元大队,苏海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二要抓好“反右倾,反瞒产”。
按苏海的意图,三元大队实行了“先国家,后集体”的粮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谷,全部“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但全部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完成任务的数。苏海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他的同意,不得动用粮食,否则“按军法从事”。但人是要吃粮食的,不然全都会饿死。一些干部也着了慌,请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员的生活?”
等了几天,苏海宣布了社员口粮的分配计划:“适当留点粮食,其它的从打草谷中挖掘潜力,再补充些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谓“打草谷”,就是从脱过谷粒的稻草中复打残剩谷子。苏海算了一笔帐:每亩“打草谷”按12斤算,可得谷子15668斤,全算成社员的口粮。原存各食堂的红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谷算,计折谷1万斤。两项相加,有谷25600多斤。再留8万斤口粮,几项相加,共有粮食10万多斤。全大队还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粮收割下来,每人能吃到近90斤谷。再加上搞些副食补一补,粮食是够吃的了,饿不死人的。
实际上,“打草谷”得谷6417斤,由于保管不当,红薯烂了7500多斤,折谷7900斤,几项相加,共有粮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计,到明年夏收还有7个多月,人均每月有谷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粮7斤半,一天合吃粮二两五,不饿死人才怪了!更何况社员们连这二两五都吃不到嘴里——干部和食堂的人还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队还有库存粮163769斤,其中有留种粮97864斤,尚未运走的国家征购粮5万斤,全大队社员1197人的口粮,只有15905斤。到次年夏收还有5个多月,每人平均只有13斤多谷了,折合成米还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钱粮!
大队保管员向苏海汇报,说实际吃粮指标过低,请示解决。苏海指示说:只能动用1万斤稻谷分配到各队,并说:“现在就熬着一下。我们现在有菜,多吃点菜,到插秧时多吃一点,饿不死人的。”
1万斤稻谷分到各队。1960年1月,人平口粮6斤谷。其中一等劳力8斤谷,合6斤米,一天2两米;二等劳力7斤2两谷,合5斤4米,一天1两8钱米;三等3斤6两谷,合2斤7两米,一天9钱米;到老人、小孩为四等3斤2两谷,合2斤4米,一天8钱米;五等1斤8两谷,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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