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03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学习。1907年毕业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1916年回到祖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教授。1919年至1927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夏,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不久转往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马寅初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1953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11月1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古稀之年的马寅初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他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主席的赞赏。主席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主席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主席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主席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四九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就是二十六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主席的耳朵里,主席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六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七月五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以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然而,这时一场由主席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主席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实际上主席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跃进”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主席的思想才确定下来。主席在1958年6月1日发表于《红旗》第一期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后来还说过:“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陈伯达问闻风而动,在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在中国**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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