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他有感于党内不敢讲话、不敢实事求是的状况,号召大家学习明朝的清官海瑞。
主席说:“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不知有哪一天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要舍得一颗头,还有什么可怕的!明朝有廷杖制,顶撞皇帝就打,打死成百上千人,可是一些刚直的大臣还是敢讲,冒死上谏。我们**的高级干部就不敢讲,不尖锐,连封建时代的大臣都不如。怕什么?无非是怕穿小鞋,怕警告记、过怕失掉职务,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
主席接着就讲了海瑞冒死上谏的故事。他说:“现在搞成了一种形势,不敢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批评也可以么。明朝嘉靖皇帝有个大臣叫海瑞,他给皇帝写信,那时叫奏疏,批评嘉靖皇帝。批评得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很生气,最后把海瑞关进了监狱。海瑞做地方官,爱民如子、除暴安良、造福一方,老百姓都叫他‘海青天’,他比包文正公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就有海瑞出场。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应该好好学习海瑞嘛!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看,我也劝总理看。你看了没有?”
周总理回答:“看了。”
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同志,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要看看《海瑞传》嘛!”
听讲的大员都十分感动,都叹服领袖的博大胸怀和贤明。唯独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不以为然,他私下对好友田家英说:“别看主席号召学习海瑞,实际上他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听了传达学习海瑞的讲话,也十分的感动,他根本不会想到主席真正的意图是不愿意出现海瑞。他积极响应**关于学习海瑞的号召,决心做一个海瑞那样的刚直不阿的清官。当他得悉无为县春荒严重、民不聊生的消息,就于7月4日亲自来到无为县视察,决心为民解忧。
无为县是安徽的一个大县,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是有名的鱼米之乡。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因为过急过粗地强迫农民加入高级社,曾引起农民闹退社的风潮。上级急忙派来工作组,“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工作组的一个干部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威胁农民:“谁要退社,政府将要和他把账算清楚:大军渡江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农业社基金账,医生下乡给灾民治病账……。”农民们吓得目瞪口呆:“我的妈哟!这些账咋还得起!”“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哪里有什么自由?”从此,再也没人敢退社了。
1958年,上级派来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名字叫姚奎甲。这个姚书记是个“响当当的左派”,大跃进运动吹牛皮、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共产”,都是一马当先。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人民公社问题》的草案,仅用十天时间,全县就普遍实现了**的人民公社。这个县的响山公社率先实行了供给制,《人民日报》曾发出了《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还发了一篇介绍响山供给制的通讯《一棵**的幼芽》。文章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的具体形态。”当时,有一个顺口溜这样介绍响山公社的供给制:“发米发柴又发盐,过年过节样样全。有酒有肉有香油,红糖鞭炮加挂面。到热天,发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有毛巾,有香烟,还有肥皂洗汗衫。要结婚,就支款,生了孩子更安然,有产假,还不算,糯米红糖加鸡蛋。”
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共产风”这么一折腾,把富庶的无为县弄得民穷粮尽。吹牛皮带来了高征购,千千万万的农民饿得奄奄一息,县委姚书记却说农民“抗粮”、“瞒产私分”。他亲自指挥“反瞒产斗争”,对基层干部和农民打、骂、捆、吊,组织“搜粮队”对农民进行翻箱倒柜、搜查抄家。凡是对县委提意见或者向上级反映县委的情况的人,都遭到了姚书记的残酷镇压。轻者降级、撤职、开除党籍,重者被判刑劳改。基层干部和农民畏姚如虎,远远望见姚的专用小黑色轿车开来,就都躲的躲,藏的藏。
张凯帆来到无为县,直接深入到农村社队视察,他要获得第一手材料。他来到红旗公社王福大队,见农民们个个面黄肌瘦,召集他们座谈,却都不说话。问紧了,就都捡好话说。
“公共食堂办得怎么样?”张凯帆问。
“唔,好,好。”农民回答。
“给自留地了吗?”
“没,唔,给,给了。”
“让你们在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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