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鱼虾么?”
还没等农民回答,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推门跌了进来,跪着哭叫道:“省长大老爷,我儿子死的冤呀!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张凯帆一愣,急忙把老头扶了起来,说:“老大爷,别这样。快坐下,有话慢慢说。”
老头哭诉着:他儿子原来是第三生产队的会计,在去年“反瞒产”时,大队书记张定根开辩论会,对他儿子连踢带打,又在屋梁上吊了一夜。他给张霸天(张定根的绰号)下跪求饶,才放了他儿子。张霸天还恶狠狠地说:“不拿出粮食我饶不了你!”当天,他儿子就跳水塘自杀了。
“‘张霸天’逼死了我儿子,还说我儿子是畏罪自杀。让我爱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老头泣不成声,“我公社、法院、县里都去过,没有人管啊!”
这时,又闯进来一个汉子,眼中冒着火,忿忿地说:“省长,这‘张霸天’不让我们贫下中农活呀!”
这汉子反映:去年冬天“张霸天”来他们队搜粮食,他和另一个社员嘟囔了一句“干部吹牛皮,带来高征购。左右是老百姓倒霉!”这话被“张霸天”知道了,就开会辩论他俩,说他们“反对大跃进,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连踢带打整了一天一夜,不让食堂给饭吃。那个社员最后昏倒在地,抬回家去不久就死了。他的肋骨被打折了三条。县委姚书记还在公社群众大会上表扬“张霸天”。
张凯帆大怒,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检察院来人侦察。同时,建议公社党委责令张定根停职反省,交代问题。
农民看到这阵势,也都纷纷揭发“张霸天”的罪行。检察院最后查清:张定根涉嫌人命3条,奸污妇女10多人,直接或指使人毒打群众数十人。将张逮捕法办。
“张青天”来察访的消息立即传播开来。
张凯帆不顾疲劳,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发现无为县的“五风”刮得特别厉害,1958年大搞浮夸,获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缺粮非常严重,浮肿病人很多,已经饿死不少人。虽然有了夏粮接济,灾情稍有缓解,但是夏粮歉收,不容乐观。群众普遍反映公共食堂存在严重问题:干部多吃多占和浪费严重,社员吃不到定量;干部动不动就卡饭;雨雪天打饭困难,生活无法调剂等等。都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民愤很大,他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竟然拒不执行中央文件,不分给社员自留地,不准养鱼、鸡、鸭、鹅,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开放集市。拒不退赔平调的钱物,不少社员的房屋被拆、被占,至今没有修复、退还。姚在大跃进和“反瞒产”运动中,追逼打骂现象严重,在他的支持纵容下,各级干部打骂群众成风。姚用专政手段对待反映问题的干部和群众。一位小学校长陈英给他写信,反映干部作风和农民生活问题,他不但不支持,反而将陈英打成“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一位公社书记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无为县问题,被姚发现后,将这位书记留党察看、撤职降级,送农场劳动改造。……
张凯帆将调查情况向省委报告,向地委通报,并按组织程序,责令姚奎甲停职反省,检查交代问题。同时,召开县常委会议,作出“三还原”“两开放”的决定。“三还原”是:房屋还原,修盖或退还社员被拆被占的房屋;自留地还原,按中央政策发还农民自留地;伙食还原,根据群众意见解散食堂。“两开放”是:市场开放,允许农民买卖副业和自留地产品,互通有无;鱼塘开放,允许农民养殖打捞鱼虾。
7月23日,张凯帆接到省委电话,让他回省。原来是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出了问题——彭德怀向主席上书,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变为反右倾。姚奎甲绝处逢生,立即撕掉自己写的检查,改为写揭发张凯帆的材料,说张凯帆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安徽省委根据揭发材料立即向主席报告。主席勃然大怒,于1959年8月10日亲笔给安徽省委的报告写了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这个批示发到全党,全党震惊:一个小小的省委书记处书记何以能“分裂党”?这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老总啊!高级干部都知道,最积极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中央领导人,就是朱德。
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煤矿监督劳动。其妻子、省委某机关干部也受到株连,全家下放农村。
张凯帆在劳改时,曾就他的冤情作律诗一首,诗云:“神差鬼使到无城,为报真情获罪名。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书曾参。无心偏惹‘三还’恨,有口难吹‘八字’尘。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八字”,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
酷吏姚奎甲成了反右倾“英雄”,气焰更加嚣张。他把与张凯帆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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