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对我的诱惑是那么大,那么强,我的心似乎已经飞走了,我开始琢磨到甘肃去需要做哪些准备。
转天,我将我的打算告诉同屋的小文和大庆,立刻引起小文的共鸣,大庆则因为刚刚回来,没有马上出去的打算。小文又联系了小王和小张,最后决定一起走,但目的地各不相同。小文和小王去浙江宁波,小文的姐姐在那里插队,而且那是小文从没回去过的老家。小张回天津,我去甘肃看看姐姐并和大龙会合。
我们找队上请假,如实说要出门和回津探亲,队上给我们开了证明。然后找管知青事务的事务长老来宝,开条子领一个月的口粮,再把口粮卖掉,得到十几块钱,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盘缠了。
忙了几天后,八月五日清晨,我们四人迎着朝阳出发了。从我们村往东,走小路四十里就可以到长治火车站,以前我和小文曾拉着平板车去长治领取托运的零担,所以对路并不生疏。夜里下过雨,有的地方还很泥泞,好在大家有所准备,我穿上一双即将退役的破布鞋,还有人干脆来个好鞋套破鞋,为了轻便谁都没有带雨鞋。四个人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全然不去考虑此番前去将会遇到什么、面对什么,真个是“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我们终于看到了铁路,脚下的路开始变宽,虽然我们谁都没有手表,但只要天上有日头,插根小树枝小草杆就能估摸出时辰来,大约中午一点左右,我们踏上了柏油路,离车站只有两三里地了。
我们虔诚地(不如说是恶作剧的)把脚上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破烂鞋子,恭恭敬敬的摆在马路中间,换上城里人穿的鞋,昂首挺胸、豪情满怀的向车站奔去。
长治市没有多大,一条十字街,两路公共车也就没什么了。长治每天上下午各开出一趟车,现在下午那趟开往新乡的客车离开车时间不远了,我们不敢走远,在车站附近买点干粮,就等着上车了。火车来之前,站上的工作人员清场,好在只有一个站台,一会儿就清静了。看来五分钱的站台票是省不了了。
三点多钟,火车来了,我们每人凭一张站台票上了车,为了不被列车员查票时“一网打尽”,我们四人各自分开,各到一个车厢落座。
平生第一次“蹭车”,此时又没有同伴壮胆,刚才路上的豪情一下子无影无踪了。火车终于开了,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青纱帐,像棋盘一样的农田缓缓地向后移动,一颗忐忑的心似乎平稳一些了。
过了高平站之后,令人揪心的时刻终于来了,开始查票了。我眼睁睁的看着“危险”一步步向我*近,却无计可施。这是最难躲蔽的一种查票方式,列车员先将通往别的车厢的门锁住,然后分两组从前后两端向车厢的中间合拢。由于初次尝试,我们也没有掌握此车查票前的“先兆”。出师不利呀,没有地方可以躲,我只好坐以待毙。
经过列车员的几句盘问后,她让我在原座位上等着,她继续向车厢中间一路查去,只是时不时回头用目光“关照关照”我。
我猜测着下一步她将会对我怎样,补票、罚款、轰下车?补票罚款就说没钱,轰下车呢?下站该是晋城了,今晚不会再有开往新乡的车了,真把我轰下去,我该怎么办呢?他们仨是否能逃过这一劫呢?此时我既希望他们能安全脱险,又不愿他们全都那么顺利,最好给我留下一个做伴的。
总算看到下一步了,一位身着白色警服的乘警从远处走来,列车员将我指认给他,他挥挥手示意我跟他走。
走过两节车厢后,我欣喜地发现小张正站在道边等着,我们装作不认识,跟着乘警来到餐车。
天哪,真的被他们“一网打尽”了,一进餐车门就看到小王和小文已经站在那侯着了。
乘警分别盘问我们为什么不买票,我们的回答很一致,没钱。然后向他诉说村里怎么怎么穷,干了一年活一个子儿也见不到,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坏人,只是没钱回家,我们纷纷拿出队上开的证明给他看。
乘警看上去有四十岁左右,他手里攥着四张几乎一样的证明恨恨地说:“你们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出来的!废话少说,掏钱补票另加罚款每人七块六。(是补到新乡的双倍)”看到他没有一点同情心,我们也就真的不和他“废话”了。他一个人在喋喋不休的说着什么,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树影,心想时间不会凝固,只要车轮不停的转,耗就耗着吧,多耗一分钟我们就离目的地近一公里。
列车减速了,车厢随着道岔并轨的撞击声摇晃几下,慢慢停了下来。站台上一群群手提肩扛行李的乘客正快步追逐着车门……。
“你们四个跟我来,快点!”乘警在餐车门口大声吼着,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止了对我们的训斥,什么时候又一个人跑到门口去了。他押着我们四个“俘虏”下了车来到一间空办公室,开门让我们进去,厉声说道:“你们就在这老老实实地等着,听见没有?”他扭身就要走,小张喊道:“警察叔叔,我们的证明……”他从裤兜里掏出那四张盖着红墨水印儿的纸片,(因为穷,证明只用半张信纸)拍在门旁的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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