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特林离开后的第三天,莫斯科河南岸,沃罗滕斯基府邸。
这座宅邸占地颇广,院墙用整根的原木垒成,墙头上覆着厚厚的木板屋顶,既能防雨雪,也能让守卫在墙上来回巡逻。大门两侧各挂着一盏铁皮油灯,灯芯在寒风中跳动着昏黄的光芒,勉强照亮了门前那条结了冰的泥土路。
宅邸的正厅里,壁炉烧得很旺。几根粗大的桦木在火焰中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橘红色的火光映照在墙上挂着的圣像和绣帷上,让整个房间看起来比实际温暖不少。
但坐在桌边的几个人,脸上都没有暖意。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沃罗滕斯基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蜂蜜酒。他今年四十七岁,留里克王公的血脉让他的五官轮廓分明,鼻梁高挺,下颌方正,年轻时想必也是一表人才。但此刻,烛光在他脸上投下的阴影加深了眼角的皱纹和眉宇间的疲惫。他的手指轻轻转动着酒杯,目光落在桌面上的一封信上,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桌子的另一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特鲁别茨科伊。这位曾经指挥第一民军解放莫斯科的军事领袖,如今已经五十出头,头发花白,左边脸颊上有一道从眼角延伸到下巴的旧伤疤——那是1611年攻打波兰人占领的克里姆林宫时留下的。他的身体还算硬朗,但眼神里那股曾经让士兵们热血沸腾的火气,已经消磨殆尽,剩下的只是一种疲倦的沉稳。
另一个是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谢尔巴托夫公爵。他比在座的两位都年轻些,大约四十岁,留着修剪整齐的黑色胡须,穿着一件裁剪合身的深蓝色呢袍,袖口处露出精致的银线刺绣。谢尔巴托夫家族不属于七波雅尔的核心圈子,但在莫斯科的波雅尔杜马中也算得上号人物。他之所以今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的妹妹嫁给了沃罗滕斯基的一个侄子——两家是姻亲。
三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除了那封信,还摆着几碟腌蘑菇、咸鱼和黑面包,但几乎没人动过。
“所以,”谢尔巴托夫打破了沉默,“佩特林那个人,又被牧首召见了。”
沃罗滕斯基抬眼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
“我的人在伊万诺夫广场看到了他。”谢尔巴托夫继续说道,声音压得很低,仿佛隔墙有耳,“他从牧首办公署出来后,直接去了城门方向,身上穿着远行的厚袍子。当天晚上就出城了,连家里都没回。”
“你的人在盯牧首办公署的梢?”特鲁别茨科伊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悦,“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你是不是嫌脖子上的脑袋太重了?”
“我没有盯梢。”谢尔巴托夫辩解道,“我的人只是在广场上办事,碰巧看见的。”
“碰巧。”特鲁别茨科伊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嘴角撇了撇,没有继续追究。
沃罗滕斯基终于开口了,声音平淡得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佩特林七年前去过明国。这次牧首叫他去,多半还是为了东方的事。”
“东方的事。”谢尔巴托夫苦笑了一声,“现在我们连西边的事都快顾不过来了,牧首大人倒是有心思惦记东方。”
“正因为西边顾不过来,才要惦记东方。”沃罗滕斯基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蜜酒,眉头微微皱了皱,又放下了杯子,“切尔内绍夫那份报告,你们都看过了?”
特鲁别茨科伊点了点头:“看过了。那个自称乌苏嘎鲁图汗的日本人,手里有好东西。”
“好东西。”沃罗滕斯基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气里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意味,“转轮燧发枪,野战炮,六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十年前我们去北京的时候,明国还是一头快死的老熊。现在换了个主人,这头熊不但活过来了,还长出了一嘴铁牙。”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跳跃的火焰上。
“而我们呢?我们还在用弓箭打仗。”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壁炉里的木柴发出一声清脆的爆裂,几点火星溅到石板上,很快熄灭了。
特鲁别茨科伊忽然开口:“我听说,布达诺夫前天也进城了。”
沃罗滕斯基的目光从火焰上移开,看向特鲁别茨科伊:“你听谁说的?”
“城门官是我以前的部下。”特鲁别茨科伊淡淡地说,“他告诉我,布达诺夫带着十几个哥萨克,马鞍上挂着猎物,大摇大摆地从弗拉基米尔门进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克里姆林宫,见了牧首。”
“布达诺夫见牧首……”谢尔巴托夫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是为了扎波罗热人的事?”
“多半是。”特鲁别茨科伊说,“顿河那边今年的局势不太平。扎波罗热人在造海鸥船,看样子夏天要动手。布达诺夫的人手不够,来找牧首要援兵。”
“牧首给了他多少?”沃罗滕斯基问。
“五百火枪手,两门铜炮。”特鲁别茨科伊说,“这是我的人从军械署那边打听到的。火枪是转轮燧发枪,炮是从瑞典人手里缴获的。”
沃罗滕斯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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