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先用五十八辆走石羊官道,按宽轮车八百、窄轮车六百五十估,首趟约四万四千余斤;石羊南仓只有三万斤,实际不必全发。三十八至四十辆已足够装首批,还须留车替归雁运水、运公灶粮和接伤员。
王府另两万四千斤采买粮尚未到装车点。
提前把余车和挽畜集中在石羊,只会每日耗草、占路并让车主失去本业。等粮到后再按批征用,军事上并不比“先把全部车抓在手里”更慢,前提是车户能在约定时辰到位、不得临时被别的买家带走。
车户提出可登记待调。
每车写最大载重、挽畜、车夫、所在位置和最迟集结时辰;军方按货源批次点车,点到后发预付草料与家户留粮,未点到的继续民用但不得远离一日召集范围。若有人收预付后藏车,按具体违约追,不把全部车户先当潜逃者。
这是一套比“全部集中”更可执行的征法,却仍需受令后的主将敢在王府原文旁写保留和分批。
裴砚川没有插话。
他先核两营援骑。
令上写王府左骁营二百、安边护骑一百二十,实到归雁城外只有四十使团甲骑;其余二百八十人尚在长柳集结,最快两日。所谓接印即能掌兵,今日能立即调的仍是黑石堡现兵与归雁尚未成军的守备人手。
黑石堡马病也没有因复职令消失。
十匹异常、二十匹接触马仍停用,八十七匹中只能保最低任务;薛原现兵可以受令,却不能凭纸多出健康战马。
崔敬临承认援骑未到,不肯删“全部征车”。
“敌营向西,正因我方粮路未成。车先集中,粮到即可走。”
车户代表郭大川问:“战后按军府定额,定额多少?”
“军府有例。”
“三年前巴图四十七匹马进黑石堡,只回二十九,十八张欠条兑两张。军府也有例。”
崔敬临没有拿旧欠当场保证新赔。
他只能写明本次逐车验况、车主、挽畜、出发与返还;毁损、死亡依战后核价。赔付来源仍未拨到,不可假装已备现银。
归雁人群分成三种声音。
有人要求裴砚川接令。五百余骑已逼近换马站,归雁没有统一防务,等王府援兵两日可能来不及。
有人要求拒令。商路刚证明军令会被后填,弃城牒又要接管钥簿;此时交出全部车,等于自己拆掉粮、水、伤病与撤离能力。
第三种声音问能不能只接兵权、不接征车。
崔敬临把受令印匣推到裴砚川面前。
“两令同日同案。你受归雁守备使,便须执行军需令;你若认为某一车应保留,可受令后以守备使身份承担战时后果,不可在未受职时改王府军令。”
这是把选择压到他一个人身上。
裴砚川看见的不是一枚铜印。
三年前他为撤十三村百姓违令,先用军权救人,后来又把预签空令与无回根藏进军法答卷。他知道“先接权再纠正”可能救急,也知道掌权者最容易把自己的判断写成所有人应承担的代价。
若接,他能保留水车伤车,也能命薛原把南迁部族与北面骑队分开;同一枚印也让他有权封路、调哨和处罚拒车者。今日他承诺克制,不等于明日在粮断、兵伤时仍不会多征一辆。
若拒,他保持不替王府执行过宽命令的清白,却把命令交给下一名可能不做任何车况复核的将官。王府两营到达后,归雁仍会面对征车,只少一个熟悉本城账和旧欠的人。
两种选择都不能由一句“相信他”解决。
车户即使相信裴砚川,也有权要求逐车收据、最低留车和返还期限;不信他的人也须面对敌骑逼站、黑石堡马病和王府真实节制权。人品不能代替征用规则,规则也不能保证战场不出现必须偏离的时刻。
接印,他当场拥有划保留车、定路线和调兵的权力,也同时承担未在六时辰内交出全部车的违令责任。
不接,他仍只是军粮巡核使,无权指挥即将到站的敌情处置。王府令末还有一条:主将拒受时,归雁县衙、十九席及所有阻碍征调者一并列入抗敌失机审查,城门与公仓可由下一任接令将官先行封管。
拒令不只由裴砚川坐牢。
下一名将官仍可来征车,还能以“归雁阻军”为由先封城仓。接令也不保证他能挡住王府追责,只给他一次在命令内部决定怎么执行的机会。
所有人都转头看沈棠宁。
她没有说接,也没有说拒。
崔敬临点燃一炷计时香。
“日落前答复。”
印匣敞着,归雁守备使的铜印躺在里面。
裴砚川接令便能掌兵。
拒令,王府将以抗旨失机处置全城。
正月初四,归雁公灶发粮七百八十斤,公粮由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八斤四两降至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八斤四两。七十四辆两日可用重车仍属各自权利人,受令前未被征走;王府估算九万六千斤为运力乘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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