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户买走六千三百斤。另有三家外镇货栈派人入队,一次要各买两千斤,被告知没有单户上限后,仍须按实际货主分开登记,不准用归雁居民户牌遮名。
外镇大单使队伍几乎停住。
排在后面的居民第一次要求当场限购。前面已经买到两千斤的人则说规则不能临时改。争执没有动刀,却有两只粮袋被扯破,漏出三十余斤粟。永济自行暂停大单,先卖排队小户,不承诺次日仍这样做。
韩崇不是被迫让步。
他暂停三笔六千斤外镇订单,只损失今日销量,却让归雁必须面对下一章的问题:是关门、限量,还是允许有钱的人先买走更多。任何选择都会改变谁先得到低价粮。
三日销量与收入挂上钟楼。
十二月十八日八千二百四十斤,九万八千一百八十四文;十九日一万零六百斤,十一万六千六百文;二十日一万一千四百八十斤,十一万四千八百文。三日合三万零三百二十斤,收入三十二万九千五百八十四文,平均每斤十文八厘七毫左右。
若按永济可以公开核到的最低成本算,青崖沟收粮平均至少十五文六厘,袋耗与筛损八厘,车马三文一厘,关验与护送九厘,合二十文四厘。三万零三百二十斤成本下限约六十一万八千五百二十八文。
亏售价差至少二十八万八千九百四十四文。
这还没有计算仓租、借款和坏账,也不能证明每一斤都按同一成本取得。韩崇可能有更早、更低价的库存,可能用其他业务利润补,也可能有人支付差额。公开下限只能证明,三日收入不足覆盖当前同类粮的可核成本。
白草洼在第三日午后送来补耗核销式抄件。
表格的抬头不是永济,也不是巡市所。
“朔北安边平粜银核销式。”
核销条件写得很细:指定弃城、军籍待核地和新复边聚落;每斤售价不得高于十二文;以同旬三地中间采购价、核定车脚、袋耗扣除实际售价后补差;每十日一报,先核八成,季末再审余款。
按这个格式,韩崇卖十文并不必独自承担全部亏损。售价越低,核定范围内可补差越高;超出核定成本的部分仍由永济承担,不能说是无限兜底。
表格末尾有两个拨付栏。
第一栏写河西巡市所代核,第二栏写资金原拨。原拨处盖着一枚暗红长印,字迹完整。
宁王府安边银。
印下还有一行批次号:“承熙十五年冬安第三批,额银八万两。”
沈砚白没有只凭四个字挂墙。
白草洼抄件纸号为“河巡冬支十九”,石羊收文目录记同号一页,附于补耗核销式之后;长柳回函又确认该页收文时骑缝印右上缺一小角,与白草洼抄出的缺口位置相同。三处只能证明巡市所曾同时下发同一字段,不能证明王府银已经如数拨到。
裴砚川认得“冬安”批次写法。
他在黑石堡任职时见过承熙十三年的安边银,通常先入都督府支应库,再分马料、伤养、冬衣与平粜四项。旧文使用都督府方印,王府只在原拨凭照上副署。眼前核销式却把王府长印直接放在资金原拨栏,没有都督府入库号。
“可能是今年改了拨法。”他说,“也可能银没有进都督府,直接由巡市所代核。缺一处入库号,只能查,不够定挪用。”
严复礼列出四份后续文书:王府八万两拨出凭照、都督府是否收银的库簿、巡市所分配到各地各商号的额度、永济每旬实际核销与到账。四份缺一,都不能把八万两全算成韩崇的钱。
韩崇当日三万余斤也尚未到十日报账期。即使核销式真实,他最终申报多少、巡市所核多少、季末是否追回,当前都没有结果。公开页因此不写“永济已领八万两”,只写“亏售价差存在王府安边银核销渠道”。
这个区别没有让价牌失去力量。
十文粮仍在卖,商户仍在停业,居民仍因省下一百文而排队。文书能解释韩崇为什么可能撑得久,不能让明日粮价自动回到二十二。
八万两不是只给归雁一地。核销式覆盖多少州县、永济能用多少、银是否已经实际到账,都要查拨付簿和前两批去向。王府设平粜银也可能以赈济和稳边为名,不能仅凭印章断定宁王亲自指使价格战。
可第九号禁贸令先堵住其他商货,同一巡市所又用王府安边银补贴唯一获准进入的永济。
这已不是韩崇个人愿不愿亏钱。
沈砚白把核销式与三日价牌并排挂出,只遮住尚未核实的收款人私印,不遮资金原拨和适用条件。旁边写三行:文书来源为白草洼收文抄件;真实性已由纸号与巡市印初核;八万两总额、实际拨付与韩崇可核份额未证。
城里第一次看见,十文粮价背后不是空白。
它有一枚王府的印。
十二月十九至二十,公灶每日发七百八十斤,两日共一千五百六十斤;公粮由二万五千九百二十八斤四两降至二万四千三百六十八斤四两。三日价格战统计含上一章十二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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