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之所以如此的习惯在各种文物书画上盖章,一方面是个人志趣与审美表达。
乾隆自认“文武双全”,他通过盖闲章(如“古稀天子”、
“十全老人”)来表达个人志趣。
他偏爱饱满、繁盛的审美,认为层层叠叠的印章填满留白,
契合他心中“盛世无缺、圆满鼎盛”的自我认知。
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皇权宣示与文化掌控:
乾隆自诩“文治武功”古今第一,渴望掌控华夏数千年的文化正统。
将个人玺印盖在千古名作之上,本质上是一种帝王宣言,
代表着“前朝文脉,尽归大清”,是“咱大清”皇权渗透文化领域最直观的符号。
有趣的是,虽然乾隆盖章狂热,但他并非历史上最“能盖”的人。
明代的着名私人收藏家项元汴项老板才是盖章界的“祖师爷”,
他在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上盖了五十多个章,
甚至在文物上发明编号、记账,其疯狂程度连乾隆都自叹不如。
不过乾隆虽然在书画上沉迷不已,利用自己的手中的权利收集了无数的珍奇书画,
还在上面疯狂盖章,留下属于他自己的印记,
但实际上他的鉴赏水平还未到“一眼丁真”的绝世高手境界。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送入宫中,
乾隆一见倾心,将其视为真迹,不仅朝夕展玩,还在这幅画上疯狂题跋、盖章,
硬生生把6米长卷的留白处写满了字,盖了十几个方印,
让这幅画变得“满身麻子”(致敬他最敬爱的爷爷康麻了属于是)。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幅被他视若珍宝的画,
其实是明末文人临摹的仿作,后世称为《子明卷》 。
更戏剧性的是,第二年,真正的《无用师卷》也被送入了宫中。
乾隆面对两幅一模一样的画,为了维护自己作为“顶级玩家”的面子,
硬是咬定刚送来的真迹是仿品,将其打入“冷宫” 。
更加戏剧性的是,这场“鉴宝翻车”反而因祸得福。
因为真迹被乾隆当成了赝品,反而躲过了被他题字盖章的“毁容”厄运,
完好地保留了黄公望原作的笔墨神韵。
直到20世纪30年代,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才最终为真迹正名,
纠正了这场长达近两百年的乌龙闹剧。
乾隆“鉴宝生涯”中还有另一大滑铁卢,暴露了他真实的艺术鉴赏水平。
他把王羲之的真迹《快雪时晴帖》当成“神物”供起来,
结果后人发现那其实是个唐代摹本,他供奉了一个赝品。
先说说这个《快雪时晴帖》是什么来头。
《快雪时晴帖》相传是东晋书圣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短信,全文只有28个字: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
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大意就是:大雪初晴,天气不错,想你也好吧。
之前说的事没办成,心里挺遗憾的。
其中的“快雪时晴”就是其名《快雪时晴帖》的由来。
就这么一封日常问候短信,因为王羲之的字写得太好了,
成了书法史上可以和《兰亭集序》媲美的顶级神品。
乾隆对这幅字简直是痴迷到了极点。
他不仅把它收入自己的“三希堂”(专门存放三件顶级书法珍品的书房),
还把它列为“三希”之首(另外两件是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更夸张的是,乾隆在这幅字上疯狂题跋——他前前后后在上面写了70多次题跋!
你没看错,七十多次。
一幅总共才28个字的作品,被乾隆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读后感”,
内容无非就是“太美了”、“太妙了”、“天下第一”之类的赞美之词。
他甚至还在旁边画了一幅雪景图来“应景”,又盖了无数方印章。
整幅作品被乾隆折腾得面目全非,王羲之的原作反而缩成了角落里的一小块。
到了近现代,随着书画鉴定技术的进步,
学者们经过仔细考证,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
《快雪时晴帖》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唐代人的精摹本。
所谓“精摹本”,就是唐代书法家对着王羲之的原作,
一笔一画地描摹下来的复制品。
虽然摹得极其精良,几乎可以乱真,但毕竟不是王羲之亲笔。
这个结论其实早在元代就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乾隆根本不听。
他坚信这就是王羲之的真迹,谁敢说不是,那就是“有眼无珠”。
这就是十分的黑色幽默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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