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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的第三个月,陈洛仪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软钉子”。
不是开发商明目张胆的威胁,不是居民声嘶力竭的抗议,而是一个电话。
区住建局局长打来的,姓周,周明方,五十出头,本地人,在住建系统干了二十多年,说话慢悠悠的,像嘴里含着一块化不开的糖。
“陈主任,老城区改造那个项目,拆迁方案是不是再斟酌斟酌?补偿标准要是定高了,财政吃不消;定低了,老百姓不满意。您刚来,情况还不熟,不急在这一时。”
陈洛仪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你一个挂职的,别急着烧火,别给我们惹麻烦。
她在电话里客气地回应了几句,说方案还在调研阶段,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挂了电话,她把这个名字记在了笔记本上。
周明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接下来的两周里,她陆续接到了好几个类似的电话——有发改委的,有财政局的,有规划局的,甚至还有一位副区长的秘书打来“提醒”她,说某个地块的开发商跟区里某位领导关系不错,希望她在制定拆迁方案时“适当考虑”。
每一个电话都很客气,每一句话都在程序内,没有一个字是违规的,但那层意思就像雾霾一样弥漫在空气里,看不见摸不着,吸进去却让人胸闷。
陈洛仪把这些电话一一记下,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她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些“关心”变成推动工作的力量。
拆迁方案的第一稿在她到任的第三个月末拿了出来。
方案的核心是补偿标准——按区位、面积、成新、装修等因素综合评估,参考周边类似地段的市场价格,加上搬迁费、过渡费、奖励金等,算下来每平方米的补偿比周边二手房均价高出约百分之五。
这个标准是陈洛仪带着工作组的同事反复测算出来的,既考虑了财政的承受能力,也考虑了居民的接受程度。
方案报到刘志远那里,他看了一遍,没有表态,只说了一句“再研究研究”。
陈洛仪等了三天,没有等到回音,去了刘志远的办公室。
“刘区长,拆迁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您看是不是可以发下去了?”
刘志远正在看文件,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把眼镜摘下来,用绒布慢慢地擦着镜片。
这个动作让陈洛仪想起了韩青山,但刘志远擦眼镜的节奏比韩青山慢得多,慢到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她——不要急。
“陈主任,方案我看了,总体思路是对的,但有些细节还需要再斟酌。比如这个补偿标准,是不是定得有点高?区里同时推进好几个项目,资金压力很大。你定高了,其他项目的拆迁户会有意见,凭什么他们拿得多我们拿得少?”
“刘区长,这个标准是参照周边二手房市场价格测算的,比市场价高出百分之五,刚好覆盖搬迁和过渡的成本。如果定低了,居民不配合,拆迁进度会受影响,拖得越久,成本反而越高。”
刘志远把眼镜戴上,看着她的眼睛,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陈主任,你刚到,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地块的开发商是宏发集团,高书记跟他们老总私交不错。你定的标准高了,开发商的成本就高了。你让宏发多出钱,高书记那里不好交代。”
陈洛仪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
“刘区长,拆迁补偿的钱是财政出的,不是开发商出的。土地出让金才是开发商出的。补偿标准高了,土地成本高了,出让底价自然就高了,开发商拿地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这是市场规律,不是哪个人能左右的。”
刘志远看了她几秒钟,慢慢地点了点头。
“行,你先把征求意见稿发下去吧,听听老百姓怎么说。但有一点你要注意——高书记那边,你最好去汇报一下。这个项目是他主抓的重点工程,你不能绕开他。”
陈洛仪去找了高振华。
高书记的办公室在区委大楼的顶层,比刘志远的办公室大一倍,装修也气派得多。
陈洛仪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看到她进来,对那个人说了一句“你先回去”,然后示意她坐。
“小陈,什么事?”
陈洛仪把拆迁方案的征求意见稿递给他,简要地汇报了方案的要点和测算依据。
高振华接过去翻了翻,没有细看,放在桌上。
“方案我回头再看。小陈,这个项目是区里的脸面,你把它干好了,回去以后也好交代。有什么困难,你直接找我。”
“高书记,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居民的抵触情绪比较重,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老百姓了解拆迁的好处和补偿的合理性。”
高振华点了点头。
“宣传的事,你让宣传部门配合你。区里的媒体都可以用,电视台、报纸、公众号,都给你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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