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福一页页翻着,眉头渐渐拧起来:“银行那边没留意取款人的相貌?”
高同摇头:“取款人一直戴着帽子和口罩,说是嗓子不舒服怕传染别人。当时快下班了,银行的人想着文件是真的,也没多想,就办完了。”
“经手人是谁?”
“银行柜台营业员小周,二十出头的姑娘,现在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
“文件上的公章呢?”
刘成接过话头:“我查过了,章是真的。但不是在原文件上直接盖的,是先用一种特殊技术把公章从别的文件上拓下来,再转移到这张文件上的。手法很高明,要不是放大镜下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陈有福把材料放下来,靠在椅背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扶手。
“也就是说,作案的人有渠道拿到真正的红头文件做样本,能搞到领导的签字样本,知道银行核验流程,还懂得拓印公章的技术。”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
余斌率先开口:“那不就是内部人干的?”
“不一定。”李昭说话了,他是那种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往点子上说的人,“四九城能直接接触到这些东西的人太多了,我们初步梳理下来就有四十多个单位、一百多号人,更别提间接接触的了。”
高同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案子办不下去。范围太大,每个环节都像真的,我们就跟掉进了一个被棉花包住的坑里——浑身使不上劲。”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说着说着就说到各自的调查方向上了。余斌主张从资金流向查,李昭说应该先圈定嫌疑人范围,刘成坚持要重新做笔迹鉴定。
正吵得热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陈有福忽然开口了。
“先别急着往里钻。”
大家齐刷刷看向他。
陈有福坐直了身子,把那沓材料推到桌子中间:“咱们现在跟之前那个专案组有什么区别?人家查了一个礼拜没查出东西,咱们换个地方再查一遍就能查出来了?”
李昭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刘成把铅笔往耳朵上一别:“有福,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先不设限,别自己给自己画圈。别觉得‘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咱们从头捋,从零开始查。作案的人再怎么高明,也不可能把所有痕迹都抹干净。他只要伸了手,就一定留下东西,只是咱们还没找到对的地方。”
“行,”高同站起来,“那咱们就这么定。从现在起,每个人手里的事先放一放,全力查这个案子。刘成,你先带着笔迹和文件再做一轮技术分析。余斌,你把银行、省里各部门的走访再做一遍,别放过任何一个人。李昭,麻烦你把资金走向和人员关系重新梳理,这次范围先别缩小,能多宽就多宽。”
“那你呢?”余斌问。
高同看了陈有福一眼:“我负责协调,还有——盯着这小子。”他朝陈有福努了努嘴。
陈有福翻了个白眼:“同哥,我有什么好盯的?我又不跑。”
“你不跑,但你懒啊。”高同毫不客气地说,“我要不盯着你,明天你就该找借口说不来了。”
众人都笑。
刘成拍了拍陈有福的肩膀,一脸同情地说:“摊上个对你知根知底的人领头,你也是命苦。”
陈有福叹了口气,没跟他拌嘴,但脑子里已经转开了。
纸张。墨水。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但总觉得——这些东西里面,可能藏着什么。
散了会,几个人各忙各的。到了傍晚,高同搬回了一大堆材料,把大家又叫回了会议室。
“来吧大伙,这都是调查组收集到的资料,咱们再过一遍。”
陈有福瘫坐在凳子上:“同哥,我眼睛最近不得劲,看不清东西。”
刘成递过来一个放大镜:“有福,来用这个。”
陈有福咬着牙对刘成说道:“谢谢你刘哥,你人怪好的。”
刘成嘿嘿一笑:“别客气,都是哥们。”
陈有福接过放大镜,趴在桌子上一寸一寸地看那些调来的原始文件、银行的留存凭证,以及那份伪造的公函。忽然,他抬起头问道: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两个人写的?”
刘成咬着笔帽,摇了摇头:“从笔迹特征来看,是一个人写的。但我跟你明说,这份伪造的批示,模仿的水平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你把真的和假的并排摆在那儿,让十个笔迹专家来看,至少有八个会说这是同一个人写的。”
“另外两个呢?”
“另外两个会说‘不确定’。”刘成揉了揉酸胀的眼睛,“我现在能确定的是,这个人肯定受过专业的书写训练,而且有充裕的时间反复练习。他没有一笔是仓促下笔的,每一条横、每一个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高同沉吟了一下:“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临时起意。”
“绝对不是临时起意。”刘成斩钉截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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