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清晨,戛纳的阳光很好,地中海的蓝色在晨光中亮得晃眼。沈逸川在酒店前台退房,穆晚秋站在旁边,手里拎着一只帆布包。前台服务员递过账单,用法语说了一句“Merci, bon voyage(谢谢,旅途愉快)”。沈逸川听不懂,穆晚秋替他回了句“Merci”。两个人提着行李走出酒店,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火车从戛纳出发,沿着蔚蓝海岸往西开。穆晚秋靠窗,看着窗外的景色,南法的橄榄树和葡萄园在车窗外交替滑过,一片一片的绿色,像是一幅没有画完的水彩画。沈逸川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本翻烂了的法文词典,时不时翻几页,又合上。
穆晚秋在火车上翻阅法国报纸,看到几篇关于《不列颠党卫军》的评论。有法国读者来信说:“这是英国人自己的故事,跟我们法国人有什么关系?”她把那段念给沈逸川听。沈逸川放下词典,想了想。“法国人也有被德国占领的历史。他们不是没兴趣,是没找到自己的位置。伦敦被占领是假的,巴黎被占领是真的。他们看这本书,心里想的是自己的事。”穆晚秋问他想不想让这本书在法国出版法文版。沈逸川说:“等到了巴黎再说。”
火车抵达巴黎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灰白色的石墙,铁铸的拱顶,巨大的时钟在阳光下闪着光。沈逸川和穆晚秋提着行李走出站台,看到有人举着牌子——“M. Li”“Mme Mu”。举牌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法国青年,穿着深蓝色风衣,头发乱糟糟的,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他用法语自我介绍,穆晚秋替沈逸川翻译。“他说他叫皮埃尔,是阿诺雷导演的助理。阿诺雷导演今天上午在剪辑室,走不开,让他来接。”助理带他们上了一辆黑色雪铁龙,驶过塞纳河,穿过左岸的窄巷,停在了一栋旧楼前。
阿诺雷的办公室在左岸一栋旧楼的四楼,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墙上挂满了电影海报和黑白老照片——有让·雷诺阿、马塞尔·卡尔内、亨利-乔治·克鲁佐,还有一张1944年巴黎解放时的街头照,人们举着法国国旗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奔跑。阿诺雷五十多岁,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羊毛衫。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剧本、书籍和胶片盒,角落里还有一台老式的胶片剪辑机。
他站起来,跟沈逸川握了握手,又跟穆晚秋握了握手。他用法语说了一段话,穆晚秋翻译。“他说,他很喜欢《不列颠党卫军》。这本书在英国连载的时候,他就让人把每一期都从伦敦寄过来。后来法文版出了,他又读了一遍。他说,这本书让他想起了1940年的巴黎——不是他经历的,是他父母经历的。他父亲当年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被盖世太保抓走,关在弗雷讷监狱,直到1945年盟军解放才出来。他说他父亲从来不谈那段日子,但他在书里找到了他父亲没说出来的东西。”
阿诺雷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翻烂了的法文译本,封面写着“SS-Paris(巴黎党卫军)”,署名列着“李少将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译”。书页里夹满了便签和标注,书脊已经断了,用橡皮筋扎着。
“他说,他一直想拍一部关于德国占领时期巴黎的电影。但那些故事都是法国人的视角——抵抗运动的英雄、叛徒、受害者。他想换个角度,从占领者的内部,从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法国警察、记者、普通人的视角。他指了指那本法文译本。《不列颠党卫军》给了他灵感。他想要的是法国版,叫《巴黎党卫军》。不是翻拍,是改编——把伦敦换成巴黎,把苏格兰场换成巴黎警察局,把英国抵抗组织换成法国抵抗运动。故事的内核不变——人在黑暗中如何选择。”
沈逸川听完,没有说话。
他端起阿诺雷助理倒的咖啡,犹豫了一下。“英国人那边会不会反对?《不列颠党卫军》的英文版是在《伦敦小说报》上连载的,英国人有英文版权。如果他们反对法国人拍,会不会有麻烦?我没跟英国人签过电影改编的合同,但小说是在他们报纸上连载的,他们会不会觉得有分成权?”
穆晚秋把他的话翻译过去。阿诺雷摇了摇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同复印件,推过桌面。他用法语说了一段话,穆晚秋翻译。
“他说,英文版权确实在英国人手里,但法文版权不在。法文翻译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做的,版权在法国出版社手里。你已经授权了法国出版社翻译并改编这个小说,而且出版社同意我拍摄这个电影。所以法律上讲,英国人无权反对我们拍《巴黎党卫军》。他说,法国的法律跟英国不一样。在英国,改编权通常跟着英文版权走。但在法国,翻译版权是独立的。谁翻译的,谁就有权授权改编。伽利玛出版社花钱买了你的法文翻译权和改编权,他们有权授权给他拍电影。英国人管不着。”
沈逸川看着那份合同复印件,想起去年在香港签的那些文件。他当时没有多想,只觉得能让法文版在法国出版就行了。没想到伽利玛出版社的动作这么快,连改编权都买下来了。穆晚秋把那行法文条款指给他看,小声翻译。“这里写着——‘法文翻译版权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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