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举手示意大家安静,
“同志们,我先补充几句。”
“以武装斗争为纲不是天天打仗。不是明天就叫大家上街筑街垒、和后巷警察打巷战——我们还没有武装起来,硬拼就是送死。”
“武装斗争是一个过程:
第一,组织和武装工人。
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当然,如果在英国政府那边还能算作合法的话——争取自己的权益。
罢工、游行、集会、占领工厂。
在这些斗争中,把那些最坚定、最有觉悟的工人团结起来,组织成核心力量。
第二,在农村发动贫农。
英国农民不多,但威尔士的佃农、苏格兰的小农场主、各地的农业工人——他们同样是受压迫者,同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我们不能只盯着工业城市,农村同样重要。
第三,建立工人武装。
为了在政府动用军队镇压的时候,工人群众能有自卫的能力。不要搞冒险行动,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暴露自己的实力。”
“所以同志们,切记,切记——不要盲动。”
“每一个行动,每一步进展,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都要考虑时机、力量和条件。
时机,是一切的要害。
我们还要善于分化敌人、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中间派。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会议一直开到午后。
会议室里的人进进出出——有人派去联络各地工会,有人派去起草传单,有人派去和《每日工人报》的编辑团队对接今天的号外版面。
波立特中间接了好几个电话——利物浦来的、曼彻斯特来的、格拉斯哥来的,每一个电话都在告诉他同一个消息:红旗升起来了。
散会时,波立特站在走廊尽头那扇朝北的窗户前,窗外是一排排灰蒙蒙的工人住宅的屋顶,层层叠叠地铺展到天际线。
没有树,没有草坪,没有伦敦西区的优雅——只有密密麻麻的烟囱、石板瓦、晾衣绳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旧床单。
那就是英国人民住的地方。
那就是他从十三岁开始就在为之奋斗的地方。
坎贝尔从后面走上来,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在沉默中站了一会儿。
“哈里,”坎贝尔打破了沉默,
“你说,这一次,会像一九二六年那样吗?”
一九二六年总罢工。
那一年,超过一百五十万工人走出工厂、码头、矿井和发电站,关闭了整个英国。
工人们在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的街头竖起了街垒,有几天看起来大英帝国真的要完了。
然后工会大会的领袖们把总罢工叫停了,理由是“维护法律和秩序”。
工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工厂,却发现资本家锁了门,把更好的条件给了那些在罢工期间继续工作的人。
波立特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一九二五年因为煽动叛乱罪被判十二个月监禁的那些日子。
监狱的铁窗,阴冷的牢房,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在一座磨坊里推磨碾玉米,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的是掺了沙子的面包。
但他在牢里并不孤独——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那些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会积极分子,那些在地下印刷厂印传单时被抓获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在放风的时候隔着铁丝网聊天,交换外面的消息,唱着被狱警一次又一次禁止的《国际歌》。
“不一样了。”波立特开了口,他看着窗外楼下那条窄窄的街道尽头,一面红旗正在某栋建筑的屋顶上迎着海风飘扬,
“一九二六年,工人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来领导他们。
现在,我们有十七年的经验——不止我们有,全欧洲的同志们都有。
德国的经验,法国的经验,意大利的经验,苏联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件事:
资本主义不会自己垮掉,但工人群众在正确的领导下,我们是有能力把它推倒的。”
他侧过头看着坎贝尔,那张在兰开夏纺织厂里磨砺出来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意。
“而且,坎贝尔,你看——”
波立特抬起手,指了指窗外伦敦金融城的方向,
“那些人已经在跑了。他们不是在等我们发号施令,而是在自己做出选择。他们比我们更清楚,英国就要变天了。”
坎贝尔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远处,不知道从哪条街道上传来了隐约的歌声。
最初听不真切,辨不清旋律和歌词,但渐渐地,那个旋律变得清晰了——那是一首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在无数个集会上唱过、无数个牢房里哼过、无数个深夜里在心里默念过的歌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波立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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