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奥匈帝国的解体,并未给新生的奥地利共和国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将其抛入了一个比战争时期更加迷茫和痛苦的深渊。这个蜷缩在多瑙河畔、失去昔日帝国荣光的国家,从诞生之初就患上了严重的"先天不足症"。
维也纳,这座曾经的帝国皇都,如今笼罩在饥饿、寒冷和绝望的阴影下。战争遗留下的创伤远未愈合,经济崩溃的恶果却已全面显现。
在工人聚居的奥塔克林区和法沃里滕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
曾经的技术工人约瑟夫·维默尔,如今只能每天在职业介绍所外徘徊,希望能找到一份临时工作。
"我的铣工手艺在战前还能养家糊口,"
他苦笑着对邻居说,
"现在连一份码头搬运工的活都有五十个人在抢。"
通货膨胀如同脱缰的野马。
在中央市场摆摊的蔬菜贩格特鲁德·霍夫曼,每天都要重新标注摊位上的蔬菜价格:
"早上还能买一公斤土豆的钱,到了下午可能只够买半公斤。我们的钞票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知识分子的处境同样艰难。维也纳大学的埃里希·科恩博士被迫在晚上去咖啡馆演奏钢琴来补贴家用:
"我们这些教授的新水,还不如一个熟练工人。学术?那已经是战前的美好回忆了。"
在这种普遍绝望的社会氛围中,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正在激烈争夺奥地利的未来。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战后初期的大选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工人支持。
该党的左翼,以年轻气盛的奥托·鲍威尔为代表,深受毗邻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鼓舞。
在维也纳第10区的一次工人集会上,鲍威尔激情澎湃地演讲:
"柏林的同志们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是维也纳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所有的工厂应该归工人管理,所有的土地应该归农民所有!"这番话在失业工人和激进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与之相对的是大德意志人民党,他们的支持者主要是民族主义者、部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该党领导人卡尔·赫尔曼在因斯布鲁克的集会上宣称:
"我们奥地利德意志人不能永远做国际社会的弃儿!与我们的德意志兄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红色大德意志,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这个主张在那些对现状极度不满、渴望重振"德意志精神"的群体中颇有市场。
而代表着天主教保守势力、大地主和旧官僚利益的基督教社会党,则对上述两种声音都感到深恶痛绝。
该党精神领袖伊格纳兹·塞佩尔神父在梅瑟尔街天主堂的布道中警告信徒:
"我们正面临两个威胁: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和来自北方的无神论革命。奥地利必须保卫我们古老的基督教价值观!"
这三种政治力量的对抗很快从议会蔓延到了街头。
1921年3月环城大道上,昔日帝国都城的优雅与宁静已被彻底撕碎。
两股身着不同服饰的人群在议会大厦宏伟却略显残破的阶梯前轰然对撞。
一方是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共和保卫联盟”民兵,他们大多穿着工人的工装或朴素的便服,手臂上缠着红色袖标,手中挥舞着棍棒、铁管。
“工人们团结起来!打破资本家的枷锁!”
一个年轻的金发工人高喊着,将手中的木棍狠狠砸向对方的盾牌。
另一方,则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家园卫队”。
他们的装备显然要好上不少,不少人穿着统一的深色制服,手持着打磨得锃亮的钢头木棍和厚实的木盾,有些小队长的腰间甚至还别着鲁格手枪。他们的眼神中则充满了捍卫“秩序”的狂热与对“颠覆者”的仇恨。
“为了上帝、皇帝和祖国!清除这些祖国的叛徒!”
一个脸上带着疤痕的“家园卫队”头目咆哮着,用盾牌猛撞,将一个冲过来的“共和保卫联盟”成员撞得踉跄后退,随即一记闷棍击打在对方的肩胛骨上,传来令人牙酸的骨裂声。
冲突在瞬间升级成了一场野蛮而血腥的斗殴。
“啊——我的眼睛!”
一个“家园卫队”的队员捂着脸倒下,指缝间渗出鲜血,他的对手,一个身材壮硕的钳工,手里紧握着一段带血的尖利铁条。
“保护弗拉尼茨基同志!”
几名“共和保卫联盟”的成员看到自己的同伴被几个“家园卫队”的人围殴,立刻红着眼睛冲过去解围,棍棒如同雨点般落下,双方扭打在一起,在冰冷的地面上翻滚,用拳头、膝盖,甚至牙齿攻击着对方。
惨叫声、怒骂声、棍棒交击的闷响、骨头断裂的脆响开始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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