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以劳合·乔治那威尔士人的精明和务实性格,让他对法国可能的过度反应抱有更深的疑虑。
“可以预见,克列孟梭那头‘老虎’此刻必定在巴黎暴跳如雷。他会要求更严厉的制裁,甚至可能鼓动波兰采取更冒险的行动。”
劳合·乔治顿了顿,继续说道,
“如果法国借着遏制德国的名义,将其影响力过度渗透到中欧和东欧,甚至建立起一个由巴黎主导的、反德的大陆集团,那同样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欧洲的平衡,关键在于各方力量的牵制,而非一方的绝对优势。”
私人秘书 适时地提醒道:
“首相,我们与柏林之间……关于某些‘特殊商品’的贸易通道,以及之前关于东普鲁士局势的‘谅解’,是否因此需要调整?”
劳合·乔治摇了摇头,露出一丝老谋深算的表情:
“不,那些非正式的、心照不宣的安排,只要对我们有利,就应该在暗中继续。
柏林需要外汇和某些物资,我们需要维持一个不至于立刻爆炸的德国局势,并在必要时,能有一条与欧陆主要玩家沟通的渠道。
但是,”
劳合·乔治的语气一转,强调道,
“这一切必须维持在绝对隐秘的状态。不能让巴黎,尤其是不能让议会和公众抓到任何把柄,认为我们在纵容一个红色的、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
“那么,对于这份战报和法国的强烈反应,我们官方该如何表态?”
常任副大臣问道。
劳合·乔治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唐宁街阴沉的天空,给出了明确的指示:
“外交部照例向柏林发出一份外交照会。
措辞要谨慎,但必须包含质询。 要求德国政府‘澄清其在匈牙利军事行动中的具体角色与意图’,并表达英国政府对‘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外部干涉’的‘严重关切’。
这份照会,要让巴黎看到,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在共同向柏林施加外交压力。”
劳合·乔治停顿了一下,补充了最关键的一句:
“但是,照会的语气要掌握好火候。
不要使用法国人那种激烈的、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语言。
我们要的是一种‘担忧的盟友’和‘负责任的调停者’的姿态。既要让德国人感受到压力,又不能把他们逼到墙角,彻底断绝往来。
同时,也要让法国人明白,不列颠有自己的判断和节奏,不会盲目跟随巴黎的战争鼓点起舞。”
劳合·乔治总结道,这就是典型的不列颠方式:
“我们的政策核心,依然是大陆平衡。 既要防止德国坐大,也要警惕法国借机扩张。一碗水要端平,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如此。至于水面下的暗流……那才是真正体现外交艺术的地方,不是吗?”
很快,一份符合劳合·乔治意图的、措辞精妙、看似中立却暗藏机锋的英国外交照会,被发送至柏林。它完美地诠释了英国在面对欧陆新变局时,那种审慎、务实且永远以自身利益为最终目的的政策。
索尔诺克战役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并未引发如欧洲那般的战略焦虑,反而成了许多报纸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揶揄法国及其盟友的素材。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这再次证明了欧洲旧大陆的军事思想和体系已经僵化过时。
《芝加哥论坛报》 在一篇颇具代表性的评论中,以辛辣的笔触写道:
“看来我们的法国朋友,在教导别人如何打仗方面,并不比他们自己实战表现得更出色。
从1870年色当的惨败,到不久前凡尔登绞肉机般的徒劳消耗,再到如今其精心扶持的罗马尼亚弟子被一支‘弱旅’打得丢盔弃甲——巴黎总参谋部的军事天才们,似乎总能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证明同一条真理:
僵化的头脑无法赢得现代化的战争。”
文章进一步指出,罗马尼亚军队接受的正是法式训练和战术,其惨败无异于给法国的军事威望一记响亮的耳光。
《纽约太阳报》 则更直接地联系到美国自身的经历:
“我们在法国战场流尽了鲜血,拯救了他们的文明,结果呢?
他们转眼就陷入了对德国近乎偏执的恐惧和打压中,制造了又一个孕育仇恨的《凡尔赛条约》。
现在,当德国人——哪怕是红色的德国人——用他们特有的效率证明,德国人没有签署的条约是锁不住一个民族的军事才智时,巴黎除了咆哮和谴责,似乎别无他法。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我们当初的巨大牺牲,究竟是为了一个怎样的欧洲?”
这些评论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种普遍的情绪:
对欧洲永无休止的纷争感到厌倦,对法国执着于惩罚德国的政策不以为然,甚至带着一种“我早就告诉过你”的优越感。
索尔诺克的胜利,在美国民众看来,更像是法国人无能和他欧洲盟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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