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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正德:刚登基便曝光文官弑君 第122章 拟定恩科前三,意识形态塑造(第2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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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衍圣公不该废”这种话会有什么后果。

    他们不是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在揣摩圣意之后,做出了最安全的回答。

    朱厚照伸出手,把吕柟的卷子又拿起来,看了一遍。

    他写得很真诚,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读书人特有的笃定。

    但这份真诚里面,有多少是因为他本来就认同圣道在德不在血,有多少是因为他在落笔之前已经判断出皇帝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答案,朱厚照无法确定。

    他把卷子放回案上,靠在椅背上,目光穿过敞开的窗子,望向远处太液池的水面。

    日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细碎的白光,像是有人在上面撒了一把碎银子。

    几只水鸟从荷叶间飞起来,在低空中盘旋了一圈,又落回了原处。

    只不过这一次,他用一道殿试题目筛选出了一批在立场上不会与他作对的新科进士。

    但下一次呢?

    下下次呢?

    三年一科,几十年下来,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筛选出更多认同他主张的人。

    但这个办法本身有一个漏洞——他只能筛选那些已经考到殿试的人。

    而那些人,在进入殿试之前,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儒家教育,已经接受了那一套“君臣共治”、“道统高于皇权”的话语体系。

    殿试题目能筛选出他们在“孔家”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筛选不出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

    遇到下一个像孔家一样的问题时,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话语体系,再次形成一致的判断,再次站在皇帝的对立面?

    朱厚照想到这里的时候,目光微微沉了一下。

    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发出细微的“笃笃”声,在安静的暖阁里格外清晰。

    他想起自己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看到的东西,他看到过那些后世的学者们,如何把明史翻来覆去地研究,如何在那些泛黄的纸页和模糊的字迹之间寻找蛛丝马迹,试图解释一个王朝何以从鼎盛走向衰亡。

    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词——“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这四个字,在后世的讨论中频繁出现。

    有人说文官集团架空了皇权,有人说文官集团把持了朝政,有人说文官集团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朱厚照在天上看着那些讨论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真的有“文官集团”这个东西吗?

    他在天上飘荡了数百年,见过大明的朝堂,也见过后来的清朝、民国,见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党派。

    它们有章程、有领袖、有财政来源、有明确的组织架构,成员之间有着清晰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绑定。

    而大明的文官们,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文官们分属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通政司等不同的衙门,各有各的隶属,各有各的上司,各有各的职责范围。

    吏部管不了刑部的案子,户部管不了兵部的军饷,都察院的御史可以弹劾六部的官员,但御史本身隶属于都察院,有自己的长官和同僚。

    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可以指挥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可以约束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可以供养所有的文官。

    皇帝坐在最上面,是所有人共同的主宰。

    六部尚书互相之间是平级关系,谁也不比谁高一头;侍郎对尚书负责,尚书对皇帝负责,不存在一条从最高处一直贯穿到最底层的纵向指挥链条。

    如果“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那它应该有一个领袖——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号施令的人。

    但刘健在的时候,谢迁和李东阳与他意见不合;谢迁在的时候,焦芳与他互相看不顺眼。

    他们从来没有像一支军队一样,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过。

    更重要的是,文官之间的利益经常是分裂的。

    浙江的官员和江西的官员在赋税分配上针锋相对,南京的官员和北京的官员在权力归属上互不相让,言官和内阁在政策方向上各执一词。

    他们会互相弹劾、互相攻讦、互相拆台,有时候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一个“集团”内部如果存在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内斗,那它还能算是一个“集团”吗?

    所以,严格来说,大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官集团”。

    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没有统一的领袖,没有清晰的利益一致性。

    文官们是一盘散沙,是一群各自为政的人,是一群在多数时候互相争斗、只在少数时候才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个体。

    但问题在于,他们确实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比如说,在反对皇帝的大兴土木、谏诤皇帝的不当行为、保护某条被认为是“祖宗之法”的制度时,他们又的确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丝毫不亚于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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