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向东看着照片上那张平静的、几乎带着某种慈祥的脸。就是这个人,在二十多年里建立了一个横跨欧洲和非洲的犯罪网络,然后用一层又一层的伪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剩下的证据在哪里?”
“在吴先生最后的藏身点。”阿米娜说,“维也纳。他生前在维也纳租了一间公寓,用来存放那些不适合放在金库里的东西。他的哥哥在文件里留了地址和钥匙的藏匿位置。但我不能去。他们知道我是谁,从何塞到达马德拉的那天起,我就在他们的名单上了。”
“所以我去。”
阿米娜点了点头。
“你是唯一没有被他们标记过的人。吴先生安排你走那条路线的时候,每一步都在确保你的身份不被暴露。
你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护照记录,没有使用过实名信用卡,没有在任何监控系统里留下过可追溯的影像——除了尼斯公寓那枚摄像头。但那枚摄像头的记录被何塞截断了,他们只看到了你进入公寓的几秒钟画面,不足以做面部识别。”
秦向东沉默了一会儿。维也纳。两个月前他从那里出发,现在又要回到那个起点。整条路线像一个巨大的圆圈,从维也纳开始,在维也纳结束。
“航班?”
“何塞在达喀尔机场安排了一个人。明天早上有一班飞往巴黎的航班,再从巴黎转维也纳。用的是你护照上的假身份。全程没有海关问题。”
阿米娜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一排文件夹后面摸出一把钥匙。
“这是维也纳那间公寓的钥匙。地址写在文件夹最后一页。公寓在利奥波德城,靠近运河,是一栋老楼的三楼。”
秦向东接过钥匙,跟之前的黄铜钥匙不同,这是一把现代的扁平钥匙,齿痕精细。他把钥匙和文件夹一起收好,然后上楼回到房间。他在床边坐下来,把U盘和钥匙放在床头柜上,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海面。
他需要回维也纳。那个他以为已经彻底离开的城市,现在又成了终点。吴先生把最后的证据藏在那里,在那些他最初开始追踪的线索的正下方,在他眼皮底下。这是一个圈套还是一个保险?也许两者都有。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吴先生显然深谙此道。
第二天清晨,秦向东在达喀尔机场登上了一架法航的客机。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灰色衬衫和深色长裤,帆布包放在头顶的行李舱里,护照和登机牌装在口袋里。阿米娜给他的假身份文件做得滴水不漏——路易斯·费雷拉,葡萄牙商人,常住里斯本,来塞内加尔考察农产品出口生意。机场的海关官员翻看了一下他的护照,盖了出境章,没有多问。
飞机在上午九点起飞,沿着西非海岸线向北飞行。秦向东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下方逐渐后退的非洲大陆轮廓。达喀尔的城市建筑在机翼下变得越来越小,最后被云层遮住。飞机穿过云层之后进入了地中海上空的晴朗区域,海面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蓝色。
他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时候给阿八发了一条消息,用他在达喀尔新买的手机和SIM卡。“从达喀尔出发,去维也纳。吴先生最后的藏身点在利奥波德城。有钥匙。到了之后再联系。”
阿八的回复来得很快:“你确定不是另一个陷阱?维也纳金库那次你就差点没出来。”
秦向东看着这条消息,想起了他在维也纳金库里第一次看到吴先生留下的纸条时的情景。那时候他以为那只是一条普通的线索,现在他知道那是一次测试的开始。整个路线从维也纳出发,绕了一大圈回到维也纳,也许这就是吴先生设计的方式——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没人会想到他会回到起点。
“我确定。”他回复。“这一次不一样。何塞已经死了,阿米娜把所有文件都发出去了。如果维也纳还有陷阱,那也是最后一道。”
飞机在傍晚时分降落在维也纳国际机场。秦向东走出航站楼的时候,十月的维也纳傍晚带着一种熟悉的凉意,空气中弥漫着落叶和木柴烟的气味。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报了一个靠近利奥波德城的地址。出租车沿着多瑙运河行驶,河面上倒映着城市的灯光,河岸两侧的树叶已经变成了深红色和金黄色。
他在利奥波德城的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下了车。街道两侧是十九世纪的公寓楼,外墙刷着米黄色和浅灰色的涂料,底层的店铺大多已经关门,只有一家咖啡馆还亮着灯。他按照文件夹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栋楼——五层高的老式公寓,入口是一扇厚重的木门,门上的铜牌已经氧化发绿。
他用钥匙打开门,走进楼梯间。楼梯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墙壁上挂着几幅褪色的风景画。他上了三楼,在走廊尽头找到了那间公寓。钥匙转动顺畅,门开的时候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公寓不大,一室一厅的格局,家具简单而陈旧。客厅里有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和一张单人床,窗户朝着内院,院子里有一棵光秃秃的梧桐树。秦向东关上门,在书桌前坐下来。
桌面上什么都没有,但他注意到书桌的抽屉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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