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表面上看是效率,骨子里却是个随时会引爆的火药桶。一旦做出了误判,整个车上的人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这对咱们这个大盘子来说,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事。”陈熙笑了笑。
“冯总,你以前的理想是什么?”汪同没有接重卡的话茬,转过头看向坐在旁边的冯运。
“当老师。”冯运靠在椅背上回了一句。
“最初的那个呢?或者说这一路走过来的全貌。”汪同拿起桌上的签字笔。
“最早想当个翻译社社长混口饭吃,后来生意做大了,就想着做个颠覆行业的商业教父,不过真到了最后,还是觉得当个老师最安稳。”冯运想了想回答道。
汪同点点头,又把目光投向对面:“那陈总呢?”
“最初想做侦探,后来想当警察,现在做了商人,可能未来会去选择写书吧。”陈熙端起水,轻轻抿了一口。
“这就对了,你们的理想各不相同,而且每个阶段的想法都在变。如果我今天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成年人,问他为什么削尖了脑袋想考进体制内去当那个盖章的人。他大概率会告诉你,因为福利待遇好、工作安稳,至于想要握点权力的心思,大家心照不宣也就不提了。但如果你去问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他肯定会挺起胸膛告诉你,长大了要为群众服务。”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空调运作的微弱声响。
“陈总,这就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重卡的问题。这体系里的每一个人,最初也都是那个喊着为群众服务的孩子。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久了,生存的压力和对利益的渴望,把人变得越来越复杂。
你觉得那只手伸得太长,觉得没有副刹车。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这辆车上坐着的,全是曾经梦想当商业教父、想去颠覆一切的聪明人。如果没有强制的边界去压制这些不断膨胀的私欲,那这辆车根本不用等方向盘失灵,半道上就会被抢夺资源的人给直接拆成碎片。
大家都是从那个纯粹的孩子变过来的,既然人性的贪婪制衡不了,那就只能靠绝对的规矩和强制力来托底。所谓的调控,防的从来不是什么自由,防的恰恰是成年人世界里那份没有底线的私欲。”
这番话一出,直接把陈熙口中缺乏制衡的体制转化为遏制人性贪婪的最后防线,立意拔高到了社会治理的哲学层面,让原本尖锐的矛头瞬间陷进了棉花里。
一旁的冯运觉得对方把士和权利过大给故意转移掉了,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陈熙先是笑了笑,随即又认真说道:“汪总这段话,倒是把保护者的姿态做得十足,让人听了甚至想为这份深沉的使命感鼓个掌。但我有个逻辑上的小疑问。汪总说大家都是从纯粹的孩子变成贪婪的成年人,所以需要规矩来托底,防备那份没有底线的私欲。可问题在于,那只握着规矩、踩着油门的手,难道就不是由成年人组成的吗?如果人性的贪婪制衡不了,那坐在驾驶位上的那些人,又是靠什么来过滤掉血液里的私欲,从而变成您口中那种绝对中立、只会为了大家好的制动装置呢?
咱们就拿华兴集团这种巨头来打比方。大家都知道华兴的顶层架构,它的唯一股东是最核心的那间办公室。在咱们的语境里,那间办公室的一分一毫都来源于广大群众,它代表的是全体群众的利益。既然这辆重卡的产权归根结底属于群众,从归属权来上讲就是全民所有制。那无论是做工的、务农的,还是像冯总这样经商的,大家在法理上都是这辆车的小股东。既然是股东,为什么只能坐在后斗里听凭驾驶室的发落,而不能在旁边安置一个副刹车,共同盯着那块仪表盘呢?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叫委托代理困境。群众是委托人,坐在驾驶位上的是代理人。汪总现在的逻辑,是代理人觉得委托人都是潜在的疯子和破坏者,所以必须剥夺他们靠近方向盘的权利。可如果代理人自己哪天疲劳驾驶,或者为了自己的小算盘想把车开进私人的车库里,后斗里的那些所有者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车翻进沟里?
真正的社会治理哲学,不应该是用一种私欲去强行压制另一种私欲,而是让所有的利益主体都能在规则之内互相博弈、互相制衡。商人、工人和农民,既然都是群众的一分子,就该有参与踩刹车的渠道。如果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一个不受监督的驾驶员,并美其名曰为安全托底,那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因为这不仅是在防范私欲,更是在抹杀这个社会自我修正的本能……”
这场会开了很久,散会时冯运叫住了准备走的陈熙。
“陈小子,你跟他俩废那么多话干嘛。人家跟我们不一样,说啥不都是为了保住自身利益集团?”冯运摇了摇头。
“冯总,这是你先话多的,怎么还怪起我来了。话说回来,朴总刚刚说让你别乱说话,你听进去了吗?”陈熙眨了眨眼。
“你指吐槽银行的事?我又不是二傻子,你瞧今天在会上他们都喷我,我要是大嘴巴在外面乱说,那不还被人给喷死了?全国有多少银行?哈哈哈。”冯运笑的腰都弯了。
他只觉得陈熙脑壳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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