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袁若男,出生于1940年。
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奶奶很不高兴,说一个女娃娃叫什么“若男”,不吉利。父亲只是笑笑,把我举得高高的,说:“我的闺女,比男儿还强。”
父亲是村里的文化人,在镇上卫生院当医生。那时候村里人都叫他“袁先生”。他每次回家,都会用他那双拿手术刀的手,给我削木头剑。
他每每喜欢抱着我对我说:“若男,你看这剑,要直,人的心也要直!”
我五岁那年,奶奶催母亲再生一个,话里话外都是“女娃早晚是别人家的”。
父亲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刚削好的一柄小剑,声音不高,却把奶奶顶了回去:“妈,若男就是我唯一的孩子,不用再要了。”
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奶奶红脸。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上了战场。
他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也想上前线杀敌。我记得他走的那天,穿着军装,背着药箱,摸了摸我的头:“若男,在家听妈妈的话,等爸回来,给你削一把真正的剑。”
他食言了。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母亲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方向,从天亮坐到天黑。后来,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她跟着父亲去了。
我不怪她,真的不怪。
因为我知道母亲承受不了失去父亲的痛苦。
后来我跟了爷爷奶奶。奶奶虽然嘴上总是叨叨着“赔钱的丫头片子”,可每次父亲的抚恤金发下来,她就悄悄塞给我几毛钱,让我去买零嘴儿。
爷爷一把年纪了还去给人扛大包,他说:“得让若男学文化,以后不能挑大粪”。
我努力读书,学医,成了医生。父亲的衣钵,我接住了。
1968年的时候,爷爷和奶奶前后脚走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时,我翻出了一沓整整齐齐的票据。这是这些年领取父亲抚恤金的单子。
我捧着这些单子,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因为我爸的牺牲,所以有了这些抚恤金才让我好好的长大,好好的读书。
现在,我有工资了,钱我不再需要,这些单子留着做念想足够了。
我去民政厅办理主动申请停发抚恤金,办事员是个看起来很刻薄的女人,她连头都没抬询问我什么事,我从她的语气重听出了一点点不耐烦。
“我父亲的定期抚恤金,我想申请取消了!”
那女人可能这么久以来都没听说过如此奇葩的要求,她终于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你确定?”
见我点头,她翻出一个笔记本让我签字,我正要落笔,却看见笔记本最上面的一行字,那里落款的时间是上个月,落款人的名字是我爷爷。
这太可笑了,我爷爷上个月病重连床都下不来,他怎么可能来领抚恤金!
我犹豫的停了笔,指着那行字问道:“同志,那笔钱上个月有发吗?”
女人正在和旁边的办事员笑谈着什么,闻言她很不耐烦的回道:“签你的,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可是....”
我很想告诉她,我奶奶已经走了,我爷爷重病根本动弹不得,谁还有资格签字领取我爸的抚恤金!
“可是什么可是!”
那女人发火了,她伸手就要来扯这个本子!
“让你签就签,废话那么多,你们自己领没领签心里没点数?后面还那么多人等着呢!”
我无奈的签了字,但是心中始终像扎了一根刺,我很不舒服,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1975年的时候,那夜我在急诊坐班。
一个老头被送了进来,浑身脏兮兮的,蜷在走廊的长椅上哭。
他旁边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太太,脸色蜡黄,呼吸微弱。
我叫来护士询问,她看着这老两口的表情充满了同情:“没钱缴费,一分钱都没有,饭都是我去食堂给他们拿了两个馒头!”
像是知道我们在谈论他们,那老头从椅子上慢悠悠的坐了起来,他浑浊的眼睛试图找到医生,我能看清他的双眼中全是白翳。
“医生,求求你,救救老婆子.....我儿子是烈士,打过仗的......我不会赖账的,等我回去凑钱给你们!”
烈士?不应该啊,国家现在对烈士抚恤的工作其实做的挺好的,至少新闻报道上优待烈士遗属,不能让英雄寒心的报道每天都是。
我来到老头面前蹲了下来:“大爷,你儿子的抚恤金呢,怎么会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他的表情僵了一瞬间,然后低下头,好像自己做错了事情一般。
“前年就没了...国家说我们家不符合领取定期抚恤金的条件,之前给的就是一次性的抚恤。但是我老婆子一直生病!钱都用来看病了!”
太奇怪了,是一次性还是长期的这应该在最初国家就经过条件审核定下来的,怎么可能会朝令夕改!
后来,我掏钱给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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