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上了二楼。
门打开,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两边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每隔几米就有一盏壁灯,光晕柔和。
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年轻女人迎上来,二十出头,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
她训练有素,眼神先落在客人脸上。
但看清林姣的模样时,她还是没忍住,目光闪了一下。
这层楼她干了两年,来来往往的人见过不少。
穿三件套西装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公文包,走路带风。
偶尔也有女人上来,但要么是跟着老板来的秘书,手里抱着文件夹,低头快步。
像眼前这样的年轻漂亮的独身东方女人,一个人走在前面,后头跟着保镖,她从没见过。
这地方是男人的世界,从一楼大厅到二楼走廊,从交易池到休息室,清一色都是男人。
偶尔有女人出现,也都是做事的,没人会觉得她们是来做股票交易的。
当然,她知道更多内幕。就算这个交易所内有的女秘书没有交易执照,实际上却替那些拿着高薪的男性注册经纪人打理大额账户,但是她们也只拿着微薄薪水,且永远都站在背后。
眼前这位,看年纪顶多二十,穿着一身素净的衣服,脸上淡淡的,没有那种刚进这地方的好奇,也没有被注视的紧张,她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里。
接待员收回目光,脸上那点意外迅速藏好。
“您好!您是林小姐吧?何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已经为您预留了单独的休息室。”
林姣点点头,跟着她往里走。
这种注视她早就习惯了。
从香江到纽约,这样的目光无处不在。
穆里尔·西伯特这位华尔街第一夫人还要再等七年才能买下她的交易所席位,成为那个男人堆里唯一的女人。她后来当了纽约州银行总监,开了自己的公司,但在1967年之前,她走过的地方,也没有女厕所。
此刻的纽约,正在酝酿着后来那场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三年后的1963年,《女性的奥秘》刚刚出版,点燃了无数郊区主妇心中的火。全国妇女组织还没成立,但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女人,已经开始质问:为什么我只能做秘书,不能做经理?为什么同样的工作,我拿的薪水只有男人的六成?
可质问归质问。1960年的美国,报纸上的招聘广告还分两栏。男性栏里招的是经理、工程师、销售主管;女性栏里招的是秘书、接线员、售货员。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录取名额,明目张胆地给女人设上限。
法国女人连银行账户都要丈夫签字才能开。1965年之前,已婚法国女人在法律上是无行为能力者,不能工作,不能开户,不能签合同,除非丈夫同意。
而日本女人在1960年忙着参加安保斗争。六百万工人罢工游行,女人也在队伍里。可工会报纸上画的主妇形象,永远系着围裙、抱着孩子,旁边配的文字是:我们母亲孕育生命,我们也将守护生命。她们是工运的主力,但在工会的想象里,她们首先是妻子和母亲。
而在大陆,1950年的婚姻法给了女人离婚的自由,1954年宪法上写上了男女平等。但是法律是一回事,日子又是另一回事,女工们干一样的活,工资却比男人少一截。农村妇女下地挣工分,回家照样伺候公婆、做饭洗衣、家里家外一把抓。可她们还是咬着牙干,想要证明女人也能扛起流水线,也能挣工分,也能撑起半边天。
英国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女医生、女教师、女公务员努力争取同工同酬,从1955年争取到了现在,对于她们来说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不过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她们还需要再努力一年。
而在英国殖民的香江,维多利亚港的桅杆比教堂的十字架还密。
船从伦敦来,从纽约来,从海市来,卸下全世界的货,带走全世界的钱。码头上的人说着各种话,谁有本事谁就能活下去。
这是自由港。没有关税,没有壁垒,钱流进来流出去,没人拦着。
可女人走进银行想开户,柜员抬头问的第一句是:“你先生同意吗?”
这就是此时的香江,甲板上载满全世界的货物,底舱里锁着百年前的大清规矩。
工厂里的女工一个月挣的钱,够弟弟交学费,够母亲抓药,够父亲还赌账。可发薪日那天,厂门口经常会出现一些平日里完全不会出现的人,有父亲来接女儿,丈夫来接妻子,儿子来接母亲……
她们挣钱,但钱不是她们的。
政府里的女医生,跟男医生做一样的手术,值一样的夜班,薪水只拿七成五。
港府说这叫合理,因为女人可能会结婚,结了婚就不算正式职员。
她上辈子曾经看过一条旧新闻,六年后的1966年,香江那些男教师主动要求给女教师涨工资,理由不是因为觉得女人该拿一样的钱,是因为女人便宜,抢了他们的饭碗。
如今哪怕跻身精英阶层,这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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