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去,说地主崽子要劳动改造。
我男人天天被拉去修路,回来一身伤。再待下去,命都没了。”
赵大勇默默听着。
他是贫农出身,小时候给地主扛过活,吃过苦。
按说他该恨这些地主老爷,可看着眼前这一家子老小,冻得发抖,吓得够呛,又觉得可怜。
他指指收缴的东西:“你们带这些金银细软,路上没被抢?”
黄德贵的儿子开口了:“走了半个月山路,白天躲,晚上走,遇见好几伙土匪,抢了一半去。剩下的这些……是我们全部家当了。”
赵大勇走出屋子,点上支烟。
鹰酱顾问杰克走了过来,他常驻谅山,负责指导防务。
“赵,这些人怎么处理?”杰克用生硬的中文问。
“按条例,查清身份,没问题的送安置点。”
杰克看看屋里:“他们是大地主。按照他们的理论,是剥削者。太可怜了,也只能来到这里才能生活。”
赵大勇吐口烟:“上尉,南华的法律写得很清楚:不管以前是地主还是贫农,只要遵纪守法,就是公民。
来了,分地,干活,吃饭。至于剥削不剥削,那是北边的事,我们管不着。”
杰克笑了:“很务实。”
处理完手续,天快黑了。
赵大勇让炊事班给这二十多口人做了热饭,青菜炖罐头肉,白米饭管饱。
那些人吃得狼吞虎咽,小孩子连碗底都舔干净。
饭后,黄德贵找到赵大勇,小心翼翼问:“长官,我们到了安置点,真能分到地?”
“能。一人五亩,头三年租子两成。但话先说清楚,地是国家的,你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干得好,三年后可以续租。”
黄德贵连连点头:“够了够了,有地种就行。那我们带的这些金银?”
赵大勇看着他:“当然要上交国库。不过黄德贵你们可以多分点田补偿。好好想想,想明白了再过去。”
黄德贵想了一会儿,苦笑道:“长官,我还有得选吗?北边是地也没了,钱也没收。这边好歹给条活路。”
正说着,哨所外又来了人。这次是一家四口,夫妻俩带俩孩子。
男人穿中山装,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一问,是对面的中学教师,姓周。
周老师摘下眼镜擦,开始哭诉:“我也是蠢,当初张长官派人到学校,说南华缺老师,待遇从优,还分房。
我想着,我是教书的,到哪不是教?再说桂林是老家,舍不得走。”
他留下继续教书。起初还好,新政府重视教育,学校照常上课。
但慢慢地,教材换了,要教新思想、新政策。
这也没什么,教书育人嘛。
可到了十月份,学校开始思想整顿,所有教师要交代家庭背景、社会关系。
周老师家是小康,父亲做过小生意,有几间铺面。
这一交代,坏了。
成分划成小资,教学资格被审查,课不让上了,调到后勤科搬书。
“搬书我也认了,可他们要我揭发同事,说谁谁谁讲过反动话,谁谁谁藏书没上交。
我不肯,就成了顽固分子。工资停发,房子要收回去,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骂资产阶级狗崽子。”
他妻子在旁边哭:“长官,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孩子天天回家哭,说同学不跟他玩,老师也不管。再待下去,孩子这辈子就毁了。”
赵大勇给他们登记,安排食宿。周老师临走前,忽然问:“长官,南华那边,还缺老师吗?”
赵大勇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人,他欢喜道:“缺,缺得很。新办的小学,一个县缺几十个老师。
你有文化,过去考核过了就能上岗。工资不低,一个月八十南华元起。”
周老师眼睛红了,连连鞠躬:“谢谢,谢谢!”
夜深了,赵大勇在哨所值班室写日志。
今天接收了三十七名老乡,其中地主家庭两家,知识分子一家,其余是普通农民。
他想起去年南撤时,张文东苦口婆心劝那些人走,说“时局变了,留下要吃亏”。
很多人不听,觉得张文东危言耸听。
现在呢?拖家带口,翻山越岭,跑到这边来求一条活路。
杰克上尉进来,递给他一杯热咖啡:“赵,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边在消灭阶级,你们在接收阶级。”
赵大勇喝口咖啡,苦的,他至今还喝不习惯这玩意。
“上尉,我们总统说过一句话:统治者就是阶级的本身。
地主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来了能种地、能教书,就是有用的人。
至于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他摇摇头,“不重要。”
窗外,寒风呼啸。
哨所里,新来的那些人挤在通铺上睡着了,鼾声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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