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您的名字就行。到营口后,有人接您。”
电话挂断了。林伯韬握着话筒,手在发抖。周云龙,是半个月前来学校“考察体育教学”的那个学者。两人聊过一次,关于德军的步兵战术,聊得很投机。没想到……
“林老师,家里有事?”校长问。
“是,有点急事。”林伯韬放下话筒,“校长,我想请几天假,回趟老家。”
“几天?”
“可能……要久一点。”林伯韬深深鞠躬,“这些日子,谢谢校长照顾。”
他走出办公楼,站在寒风中。武汉的冬天湿冷刺骨,但他的心是热的。三年了,他终于可以重新穿上军装,重新拿起枪,去做一个军人该做的事——不是为长官,不是为派系,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那些像他一样被埋没、被冤枉、但还想做点事的人。
十一月九日,江西吉安乡村
陈仲谋坐在油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这是一所破败的祠堂改的学堂,他既是校长,也是唯一的教员。五十多个学生,从六岁到十五岁,挤在两间教室里。白天教孩子识字算术,晚上给大人办夜校,讲时事,讲道理。
油灯的光很暗,他得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窗外的寒风吹得破窗纸哗啦作响,他裹紧了身上打了补丁的棉袍。四十岁,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现在在这个穷乡僻壤,一个月挣八块大洋,还要拿出一半买书、买纸、买灯油。
但他不后悔。三年前那篇揭露军阀横征暴敛的文章见报后,报社被查封,他被通缉,是这里的乡亲收留了他。这些年,他教出了几十个能识字写信的孩子,让上百个农民知道了什么是“自己决定”,什么是“自我价值”。值了。
“陈先生!”一个年轻人匆匆跑进来,是他以前的学生,现在在镇上邮局做事,“有您的信!从奉天来的,挂号信!”
奉天?陈仲谋一愣。他拆开信,厚厚一沓。前面是《东北工业学校筹建方案》,后面是《东北土地改革试点报告》,最后是一封亲笔信,落款是张瑾之。
他先看土地改革报告。看着看着,手开始发抖。分地,减租,建农会,办合作社……这些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思考过、在文章里呼吁过的东西,居然在东北,在一点一点变成现实?
再看工业学校方案。那详尽的专业设置,那扎实的师资名单,那“厂中校、校中厂”的办学思路……这是一个懂教育、懂实业、懂国家需要的人才能做出的规划。
最后看那封信:“仲谋先生大鉴:拜读先生《华夏农村之出路》等文,深为佩服。今瑾之在东北试行土地改革、兴办教育、振兴实业,皆先生文中之倡也。然施行之中,疑难甚多。欲请先生北来,参与新政筹划,特别是民众教育、乡村建设诸事。东北三千万生民,亟待先生之智。路费聘书,已备。盼复。”
信里还夹着一张汇票,三百大洋。足够他安顿好这里的一切,体面地去奉天。
陈仲谋坐在油灯前,久久不动。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忽大忽小。外面传来狗吠声,更远处,是赣江沉闷的流淌声。
“陈先生,”学生轻声问,“您……要走吗?”
陈仲谋看着这个他教了三年的孩子。聪明,刻苦,但因为家穷,读完小学就得去种地。在东北,这样的孩子能上中学,能上工业学校,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我要去。”他缓缓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这里的孩子,你帮我接着教。我会寄钱回来,买书,买纸,修教室。但有些事,我得去更大的地方做。为了这里的孩子,也为了东北的孩子,为了全华夏的孩子。”
十一月十日,奉天大帅府
张瑾之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五份刚刚收到的密报。地图旁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五个人名,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简短的备注:
刘振川(上海):已同意赴奉考察。11月12日乘船北上。
叶沧澜(天津):已同意赴奉考察。11月15日抵奉。
彭坤山(江西):正在思考。
林伯韬(武汉):已秘密启程。11月18日抵营口。
陈仲谋(江西):已同意赴奉。11月20日前动身。
四个人,四种背景,四个方向。但都朝着同一个地方来了。
张瑾之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从上海到天津,从江西到武汉,最后汇聚到奉天。像四条溪流,正在汇入一条正在崛起的大河。
“少帅,”谭海走进来,“何武官从纽约来电,第一批五百吨黄金已装船,船名‘渤海号’,11月20日从旧金山启航,预计12月下旬抵大连。船是美国籍,我们雇佣了美国海军护航,但为防万一,建议我们派精锐接应。”
张瑾之走到书案前,摊开海图。旧金山到横滨,横滨到大连,这条航线要经过日本海,要经过朝鲜海峡,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五百吨黄金,在这个年代足以装备五个师,足以让任何人眼红。
“让孙铭九来见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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